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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用“曼达尔对曼蒂尔”来形容印度的政治生态。曼达尔（Mandal）指种姓预留制的曼达尔方案，代指种姓政治，而曼蒂尔（Mandir）是寺庙之意，指印度教民族主义。“曼达尔对曼蒂尔”即种姓政治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由于达利特人是印度种姓政治中尤为特殊与重要的一环，因此，这次抗议事件也可以称为“达利特对曼蒂尔”事件。就这一次孟买事件来说，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看来，马哈种姓“贱民”团体纪念英国人胜利，无异是和外来侵略者同流合污，是对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背叛与玷污。但是，在马哈人看来：加入英国人军队大大改善了自己的社会与经济地位，击败当地统治者象征着推翻了千百年来压在自己头顶的种姓暴政；阻止他们庆祝这个胜利之日的国民志愿团等印度教民族主义右翼势力，则是“压迫者”中高种姓利益的代表，而这次流血事件恰好再一次说明了右翼势力对达利特人的蓄意打压与刻骨仇恨。 这并不是一次孤立事件。近年来已经发生多次达利特人群体与印度教右翼民族主义的冲突，矛盾多主要集中在针对“贱民”的种姓残杀、预留制争议和“贱民”改宗等问题上，对抗趋势有加剧的明显迹象。这种冲突甚至蔓延到了有大量印度侨民的海外国家。 如此尖锐的矛盾，到底从何而来？ 在这次事件中，让达利特人站到印度教民族主义右翼势力对面的真正原因，在于双方意识形态上根深蒂固的分歧。 在印度近现代化的过程、民族主义运动与社会经济变革中，中低种姓的崛起是一个主要特征，但“贱民”始终位于底层，备受压迫和剥削的情况并没有随着历史进程发生太大改变。许多早期的民族主义先驱出身于精英阶层，他们虽然同情“贱民”的遭遇，意识到了“贱民”制度的非人道性，但很少做出社会改革来改变“贱民”地位，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让印度摆脱殖民统治、自治自主才是关键的任务。许多“贱民”群体和领袖也曾是民族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但意识到印度的民族自主并不能对“贱民”地位改善后，大多产生了失望情绪。“贱民”领袖安贝德卡与甘地等国大党领袖之间长期对立，矛盾深重，最后脱离国大党自行组织了“贱民”党派，而达利特群体对甘地这位印度国父也缺少认同。甘地曾为了提升“贱民”地位做出诸多努力，如将“贱民”群体重新命名为“哈里真”，意思是“神之子”，试图通过这个名字给予达利特人新的社会身份。但是，在甘地构想的理想印度社会中，所有人都应该回归农村，依凭自给自足的方式生活。然而，由于绝大部分“贱民”都是无地农民与劳工，正是印度传统的这种乡村经济奠定了“贱民”所遭受的剥削和压制的基础。在许多达利特人看来，“哈里真”此名象征的并不是尊重和平等，而是居高临下施予的怜悯，本身就是歧视的象征。这个由“圣雄”给予的名称如今让许多达利特人极端反感，导致印度政府不得不下禁令，严禁在正式官方的文件中使用这个名称。因为这些原因，印度的民族主义与“贱民”族群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纠缠、合作又对抗的关系，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矛盾更加激烈。 今日在印度大行其道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是印度民族主义的极右分支，其核心理念是“印度教特性”。这一理念由萨瓦尔卡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他认为印度教徒是一个同质的民族，主张复兴印度教传统价值观，并将之作为社会治理的准绳。独立之后，“印度教特性”概念被印度教右翼组织国民志愿团及其领导的印度教政治联盟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奉为意识形态准则，认为“同一的印度特性是衡量可否纳入民族国家的唯一的或最优的标准”，以此来构建一个“印度教特性”为唯一基础的民族与国家，即“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