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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对印度教意识形态的批判与背离倾向，使得许多达利特人不可避免地会站到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对立面去。无论是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所奉行的“传统的印度教价值观”里，还是在单一“印度教特性”的社会理想中，“纯净”始终是核心观念，这种观念导致了极高的排他性。正是按照这种“纯净”观念，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贱民”被认为污秽不洁，被长期排斥在印度教主流社会与宗教生活之外；连神庙都无法进入的“贱民”阶层，是否能算是“印度教特性”中“同质民族”印度教徒的一员？因此，许多达利特人认为，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们设想的大一统“印度教国家”并没有“贱民”的一席之地。既然如此，达利特人也并不需要去爱这个“印度教国家”。 另一方面，印度教社会本身就存在着高度的多样性，但为了达成建立大一统的“印度教国家”这个目标，首先就必须树立统一的印度教基本概念和行为准则，以便将纷繁复杂的社会包纳进“印度教特性”之中去。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右翼势力往往将自身的印度教价值观视为准绳，强行要求不同信仰、不同生活习惯的族群也遵守，更进一步加强了达利特人对他们理念的反感。例如，印度教右翼组织同盟家族一直企图将食素纳入到“印度教特性”行为规范之中，但是大部分达利特人以肉食为主，食肉的生活习惯长期以来一直是达利特人在社会中备受歧视的原因之一。根据2014年的政府统计，在表列种姓与表列部落中，非素食人群比例高达77%。因此，几年前达利特人政治群体就曾经指责过强迫达利特人遵行高种姓的素食传统是对达利特人的歧视与压迫手段。因此，对“印度教特性”“印度教国家”理想，许多达利特人不仅难以认同，而且还极为反感。 若说政治、社会与经济上的历史压迫是根基，理念的差异是诱因，而种姓政治化则为达利特人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右翼势力的对抗火上浇油。当1950年的印度宪法从正式制度上取缔了种姓的时候，社会上并不存在能够取代传统的种姓来协调社会关系的组织形式，于是民众所能依靠的只有摇身变为种姓党派、种姓协会的政治组织。然而，种姓集团政治化进一步加剧了种姓分化和对立。尤其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主要支持者查特、亚达夫、阿西尔和拉吉普特等种姓都是新中产阶层和中低地主阶层，这些阶层反感国大党的精英统治，但同时自身在历史上也是对低种姓、特别是达利特人的直接施压阶层。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传统势力地区“神牛带”（指印度北部与中部几个经济落后、保守势力强大的邦），中低种姓政党或组织针对“贱民”的仇恨和屠杀事件至今屡屡发生。由于长年积聚的愤怒和仇恨，加上政治竞争和经济利益的冲突，使得种姓之间的相互对立始终尖锐，经常在种姓预留制度、阻止“贱民”改宗等问题上集中爆发出来。 但是，要说印度教民族主义右翼组织只是一味刻意忽略、敌对与打压“贱民”，也是一个过于武断的结论。印度教沙文主义势力敌视的是与其理念相悖的所有族群，包括不同宗教、不同政治理念的所有人群，并非单单针对“贱民”。由于印度的票仓政治特色，力争进入主流的印度教右翼组织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了人口庞大（占印度总人口约17%）、在议会有高达15%预留席位的“贱民”集团在政治上具有的动员能力。随着上世纪70年代低种姓政党崛起，不同派别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开始拉拢低种姓，也包括“贱民”群体。国民志愿团为了达成其大一统的“印度教国家”理想，减少“印度教社会内部分裂”，还在1983年组建了名为“社会和谐”（Samajik Samrasta）的“贱民”组织，为低种姓提供教育与健康服务，以谋求扩大民众基础，这也吸引了相当大的一批“贱民”阶层人士加入。因此，在印度人民党乃至同盟家族阵线中，都不难看到达利特人的身影，甚至有许多印度人民党的政治领袖出身于“贱民”阶层。但是，因为双方“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对国大党的仇恨”，这样的联盟总是很快分崩离析。 今日的印度人民党与国民志愿团的支持者们通常会矢口否认达利特人与印度教右翼民族主义之间存在不可弥合的矛盾，并且简单地将冲突归结为“左派势力”分裂大一统的印度教社会的阴谋。事实上，即便印度的左派政党、组织与媒体在类似的事件中指责印度教右翼民族主义势力针对达利特人的发声极其响亮，他们却并不是达利特人群体运动的领导者和主要参与者。真正的主导者依然是达利特人本身。 这次事件爆发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也绝非偶然。作为印度经济与金融中心的孟买，一直以来是印度族群政治的暴风中心，也是“贱民”政治斗争的中心。最早的“贱民”觉醒，就是以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马哈尔“贱民”群体的抗争事件为标志的；“贱民”大规模皈依佛教的运动是从马哈拉施特拉邦发端；达利特黑豹党的基地位于孟买；“贱民”平权运动的两位精神领袖普勒与安贝德卡也都出生于马哈拉施特拉邦；甚至“达利特”（意为“受压迫者”）这个如今常见的对“贱民”的称呼也是从马哈拉施特拉邦开始兴起的。在上世纪80年代和2006年，马哈拉施特拉邦曾经两次围绕着安贝德卡的争议爆发达利特人的大规模抗议浪潮，加重了达利特人与当地右翼民族主义之间的对抗情绪。 19世纪末期，印度民族主义先驱提拉克曾经积极推动和组织马拉提地区的印度教象头神祭典，试图通过节庆来达到弥合高低种姓之间的分歧、团结大众和草根群体的目的。如其所愿，马拉提地区以语言和地域为基准构成了“马拉塔人”这个新的“想象共同体”。然而，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发生的多次种姓冲突，都是“马拉塔人”与“贱民”之间的冲突，在“印度教特性”旗帜下演变成极右的民族主义不但无法真正统合种姓之间的鸿沟，还成为了导火索。 无论立场如何，从提拉克到当今的莫迪，印度的民族主义领袖们大都有着宏伟的大国之梦。但是，对许多达利特人来说，这大国之梦里并没有印度最低端人群的容身之处。印度泰卢固文学之父、民族运动先驱古拉贾达（Gurajada）在1910年写下了《爱汝之国》，在这首诗里有两句诗歌：“国非其土，国是其民。”这首诗歌曾经在独立运动中影响深远。但是，假如国否认民为其民，那此国此民又当如何立足呢？印度“贱民”精神领袖安贝德卡生前最具争议的主张，就是声称对于“贱民”来说，即便是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也比种姓压迫要好，如果“贱民”得不到解放，则独立后的印度依然与奴隶社会没有差别。甘地因此抨击安贝德卡分裂了民族主义运动，而安贝德卡则回答，将他与他的同胞视作畜生的国家，并不能称为他的祖国。数十年后的今天，在孟买发生的抗议，如同是当初这场争论的回声。且不评价安贝德卡的说法是否过于激进，但印度所有的问题最终都回归到了社群主义。70年前如此，70年后如此，这也许是它的大国梦想中最浓厚的阴影。 【作者系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研究中心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