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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所谓的“印度教国家”理念并未得到达利特人的认同。历史上，达利特人与其他低种姓在传统印度教社会中备受剥削和压迫。西方势力侵入印度大陆，令印度传统社会的经济与文化都发生了剧烈震荡，位于社会底层的低种姓面临着两个抉择：要么设法融入这个社会，抬高自己的地位；要么脱离这个社会，从根基上否定印度教社会赖以立足的理念。许多并非“贱民”的低种姓选择了第一条道路。尽管这些低种姓后来崛起，成为中产阶级，纷纷组建自身政党，政治目标以针对婆罗门等高种姓精英统治为特色，但其意识形态却越来越向“印度教特性”靠拢，甚至成为了如今印度教右翼民族主义的中坚力量。 “贱民”也曾经模仿过这条道路，早期“贱民”抗争大都是以要求神庙祭祀权利开始的，即力争要求社会将“贱民”集团也看作是普通印度教徒的一员，也有许多“贱民”群体加入过印度教内部的改革组织。但是，“贱民”平权运动的先驱普勒与领袖安贝德卡则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即从根本上否定印度教的意识形态。普勒将高种姓视作入侵印度次大陆雅利安人的后裔，以“吠陀”经典为代表的婆罗门教——印度教，是外来入侵者强行加在原住民头顶的剥削体系。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一生力图通过政治与法律途径改善达利特人的社会地位，也有大量研究与著作深挖种姓制度、不可接触者制度的根源。他也曾经试图走过“第一条道路”，即通过印度教社会内部改革来改变“贱民”社会地位，但在他发现这条道路行不通之后，便在1956年的印度教大节十胜节的当日率领着大量“贱民”皈依佛教。这象征他对印度教社会、思想体系的彻底扬弃，也象征着“贱民”“不用谋求成为印度教社会一员”这一意识的觉醒。 普勒与安贝德卡的后继者们选择了更多不同的方式以谋求平等和重塑“贱民”群体在社会中的定位，诉诸宗教、社会、政治途径乃至暴力手段。除了宗教改宗之外，还有大量达利特人在上世纪30年代后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当今成为印度政府心腹之患的纳萨尔派，其政治动员基础也从阶级逐渐变成了表列种姓与表列部落。“贱民”党派发生过多次分裂、衰落和重组，在上世纪70年代，较为激进的势力还组建了达利特黑豹党。因为这些原因，达利特内部政治也呈现极高的多元化，分裂严重，不能将其政治生态一言蔽之。 但是，受到安贝德卡的影响，达利特人的政治意识觉醒，在社会和文化上都自觉形成了对印度教民族主义价值观的抵抗，则是一个普遍现象。如今，印度佛教徒中90%的人口、基督教徒中1/3的人口是表列种姓与表列部落，“贱民”集体皈依与改宗其他宗教的行为依然十分常见。即便是依然信奉印度教的族群和部落，近年来，在多次印度教节庆（如十胜节、杜尔迦节）上也会大张旗鼓地祭祀被神灵击败的恶魔如罗刹王、水牛魔等，声称这些所谓的恶魔形象正是当年被印度教主流族群所击败和污名化的原住民领袖的象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