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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徐苹芳等先生通过对解放以来城市考古工作与研究的反思、总结，以及对现代城市进行的个案研究和系统探讨，提出‘城市考古’的概念。”这句很重要的话，得自国家文物局宋新潮副局长一年前在广州“城市考古与考古遗产保护论坛”上的讲话。读这个讲话，很受启发，不禁回想起一些与宿白先生的往事。 与先生关于城市考古的一次接触，于１９９５年，在石家庄的全国考古工作汇报会期间。先生将我招去，赵殿增副所长（原四川省考古所）已在汇报成都市区科甲巷地下唐代水涵道的发现。对那地方，先生很熟悉，似还随手画个草图，说很重要，要我会后马上前往。 此成都行，令我体会了城市地下遗产的伟大，城市考古发掘的重要。基建范围揭示：两米多深的唐代地面下，砖拱涵道，超过百米，场面壮观，令人震撼，当时古人或也难得一见。身处其中，幸存拱顶下，猫腰穿行，更加兴奋。至今我都常提起那动人心魄的感受。后来讨论一个某时段出国文物展时，建议定名“走向盛唐”。 此行对成都市创新的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也有所了解，办法规定，所有基建，都按建筑面积由规划部门统一收取考古经费，提前支出进行勘探发掘。为基建方减轻负担，获得公平；文物工作者与他们的纠缠减少，“正常考古”（苏秉琦先生语）也获得重大支持。当时全国的城市考古，风起云涌，成都考古力量迅速成长壮大，波澜壮阔。 另一次接触是１９９７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邀请专家到国家文物局座谈。先生发言，大意是：第一，坚持方针，大陵发掘不是抢救；第二，文物点的基建立项，都要征得同意，先列入预算考古，如长沙走马楼等考古重地，发掘后才能建设。耿宝昌先生补充：不管哪里施工，都列资金，作为发现补偿，这样有发现才会愿意报告。王宏钧先生则建议，加强行业规律研究。 记得那时先生曾作学术报告，第一项内容就是讲长沙：井窖十多万简牍，大量档案文书，特别重要。因现场破坏，无法了解东吴至晋井窖环境，分层情况不清，间接推测毕竟是推。推之重要，追源溯流：走马楼在长沙郡治，不在衙外；郡治地点，延续汉旧址，汉则自秦设３６郡，秦延续楚长沙；三国后改县，治所一直在此，解放后市政府才迁出古城。在城市改造中，治所能延续２０００余年很难得。 先生有关“考古重地”“先列预算考古”的话，是我２０１０年整理老笔记的再发现。当时有论文《跨越重点引领未来——试论文明探源工程》待《东南文化》发表，编辑部毛颖女士来电话，对延迟致歉，还问有什么要增加，我就加上了先生的这句话。该文后由人民大学资料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网收录，也算是对恩师的小小报答。 大前年春节，给先生拜年，我献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众人完成的《大遗址保护理论与实践》一书，他很高兴。我还提起青岛即墨老城区，考古发掘到唐代地面，一座隋文帝开皇十六年以来县城，形如隋大兴城东西长的小坊，丁字街布局，无北门。“没北门！”疲倦欲睡的先生，突然睁大眼睛。我知道，先生一直关心城市考古，特别是几无问津的县城考古。 新世纪元年元月，先生发表《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提出“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希望各级领导积极支持、督导考古工作者要更多更快地进行这项工作，如再迟缓，现代的城市正在快速建设时期，很可能有些今天尚存的古代重要文化遗产就被铲平毁废了”。 对已经到来的新时代，不知先生近来还有无敏感，是否知道习近平总书记曾发出“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时代强音，对各级党委和政府做出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工作方针的指示，对文物部门有“不辱使命，守土尽责”的鞭策。这些都预示着城市考古的春天即将到来。 呜呼哀哉！开创了城市考古的宿白恩师，竟看不到城市考古与遗产保护在全国各地全面开花的那一天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