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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文明史观的构建是包括历史学、民族学与人类学、文学与艺术在内的我国理论界面临的重大问题。7至13世纪，是我国当代“民族”概念语境下民族关系重构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笔者在“7至13世纪汉藏及多民族文明关系史”的研究中，通过汉藏民族文明发展的史实个案的研究，构筑多民族文明关系史的立体框架，将7至13世纪汉藏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流史实穿缀其中，形成汉藏民族个案与多民族整体史实的历史叙述。 本研究旨在构筑正确的汉藏及多民族文明史观，提出“汉藏多民族文明”的概念，增强中国学者主导西藏文明史研究的话语权。笔者利用藏区和内地留存的藏汉文物资料建构汉藏文明交流与发展史，以理服人，使国际社会了解汉藏文明交流的客观史实及其构成多民族中华文明史的内在规律。“汉藏与多民族文明史”是指汉藏文明交流史本身及其伴生的多民族文明交流史，是一种具有可辨识特征的物质文明史，而不是单纯的“汉”与“藏”各自的文明史。 7至13世纪的汉藏与多民族文明主要是通过文物特别是佛教文物呈现的。本研究选择汉藏及多民族艺术个案入手研究文明史，主要内容是以作为文物形态存在并具有时空属性的摩崖碑铭与造像、寺塔石窟及壁画等为纵向线索，穿缀国内发现的传世文物，运用考古学、艺术史学（含建筑、工艺美术史等）、历史学、民族学、语言文字等多学科的方法，对它们科学记录、系统整理并进行个案研究。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筑“汉藏与多民族文明交流”作为中心论题，重在利用各民族语言文字记录的文献史料，强调汉藏多民族文物材料所独具的丰富性与真实性特点。研究期冀在汉藏与多民族文明关系史研究中以新材料、新视角，探索其中的内在规律。 汉藏及多民族文明关系史研究首先通过藏汉神话体系、岩画类属、建筑样式、丧葬仪轨的比较，探析汉藏民族之间在基层信仰、意识形态领域的共性，指出其中透露的汉藏民族文明共生关系的必然性。用不同民族的战神图腾和感生神话说明西藏神话与满通古斯草原萨满文明的联系。同时以对藏区各地流行的风马经幡与中原汉地纸马在起源、应用形式及两者内在五行哲学观念的分析，以个案说明汉藏文明交往的内在动因。唐吐蕃时期是汉藏民族政治文化交往、汉藏文明形成的重要节点，唐相阎立本《步辇图》以如椽画笔记录了历史的瞬间；唐蕃联姻、汉地典籍的传入及中原王朝的纪史传统影响了吐蕃历史文献的大事纪年与史传文学；卫藏地方的查拉鲁普、叶尔巴石窟与温江多宫佛塔是中原宗教建筑中心柱石窟与木构密檐佛塔传入吐蕃腹地的见证。吐蕃统辖敦煌及河西地区近70年，敦煌石窟壁画体现的密教义蕴与图像式样对早期西藏艺术有巨大的影响，成为吐蕃时期艺术的重要遗例。莫高窟中唐石窟的吐蕃赞普部以群像程式展示吐蕃王朝对汉地中原王朝思维方式的接受过程，瓜州榆林窟壁画的婚宴场景呈现出吐蕃统辖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榆林窟第15窟天王坐像则以于阗式样毗沙门天王由战神转变为财神的过程昭示民族间的纷争与和解。榆林窟第25窟源自开元三大士唐密的胎藏界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造像系统，通过吐蕃僧俗艺术家益西央等的摩崖石刻造像与绘画，由敦煌经由青藏吐谷浑古道扁都口进入青藏、川藏民族杂居的西南峡谷地带，造像在流转中融合了唐蕃古道文化融合的氛围，形成公元9世纪前后汉藏多民族艺术交流的立体画廊。文明史认为7至9世纪唐蕃民族的交往模式形成了我国民族之间文明交往的范式，由汉藏民族交往形成的汉藏文明是我国中古时期多民族文明史形成的坚实基础。 9世纪以后，唐、吐蕃衰亡，辽、宋、党项西夏、回鹘、南诏大理此起彼伏，10至13世纪我国从东到西的广大地区进入了重构多民族政治文化版图、建立多民族文明史主体框架的重要时期。唐蕃时期的汉藏文明体系发展至两宋，通过辽、西夏等民族的中介，汉藏文明的共性进一步加强，以汉藏文明为主干形成此时期多民族文明史。本研究从讨论10至13世纪归属中原文化圈的辽、南诏、大理、回鹘、西夏多民族美术个案入手，分析唐密图像衍传至辽宋佛塔形式的图像配置。另外，以云南密教文献和剑川石窟密教造像辨析唐密图像衍传南诏大理时呈现的变化形态、大理国的佛王信仰与禅宗传承；以莫高窟第76窟八塔经变画追溯佛教复兴时期宋辽与宋夏之间各民族经由丝绸之路与印度的交往、贝叶经与佛教图像的传播；以回鹘艺术从汉唐中原审美风尚转向为中亚丝路式样剖析其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地域冲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