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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把持话语权的西方艺术史界将11至13世纪西藏艺术作为印度、尼泊尔艺术的附庸，割裂了此段时期西藏艺术与中国多民族艺术之间内在的联系。事实上，为了因应这段时期佛教的“末法”气氛，应激而起的民族佛教复兴浪潮席卷包括宋、辽、吐蕃、西夏、回鹘在内的诸多民族地区，造塔起寺、求经传法，体系化藏传佛教的兴起正是复兴思潮的成果。与此同时，由于13世纪前后的印度逐渐伊斯兰化，其原本衰微的金刚乘佛教对汉藏艺术的影响逐渐式微。因此，将以西藏艺术为代表的西藏文明的精髓归之于南亚印度尼泊尔系统传承，是以外在的表现形态掩饰了其中的精神本质。笔者通过考察藏西石窟寺，讨论西域石窟造像在藏西交通孔道的东南向延伸，个案辨析藏西石窟形制、图像配置，重点讨论藏西石窟千佛图像与西域敦煌所见北传大乘佛教千佛造像的渊源关系。笔者在集中考察藏区中部扎囊县11世纪后半叶创立的扎塘寺的基础上，辨识其寺院壁画的内容，进而探讨中原汉地法华信仰与图像传入吐蕃的路径。通过分析桑耶寺建筑形制与造像配置，勾勒11世纪佛教复兴之时圆融宗教在西藏的呈现方式。 12至13世纪是汉藏多民族文明关系发展与凝聚的时期。在此过程中，西夏文明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笔者通过考察西夏流传藏传佛教文物梳理吐蕃、西夏历史文化联系，并以敦煌及河西走廊西夏石窟个案的分析讨论12世纪前后汉藏与多民族宗教思想的融合。笔者认为莫高窟第465窟是至今最早也是最完整的西夏前期保留东印度金刚乘密续图像体系的石窟；榆林窟第3窟的壁画绘制糅合了唐密、藏密与华严思想，是丝绸之路多民族宗教思想的空间展现，而东千佛洞第2窟的龟兹型石窟形制、施宝度母与救八难度母图像完美的展示了12至13世纪两宋、西夏、吐蕃在丝路古道上的文明交流。 元朝对西藏地区的有效施政使得文明领域内汉藏及多民族关系具有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13世纪的蒙元时期汉藏多民族物质文明更加变化多样，其中融合了多民族文明元素的元代艺术具有强烈的气势与爆发力。本研究首先以元代汉藏佛教文物遗存的考察建立汉藏多民族政治关系史框架，以浙江杭州飞来峰汉藏佛教石刻造像考察西夏至蒙元时期汉藏多民族文明观念的冲突与调适，辨析10至13世纪江南地区吴越地方佛教造像衍变至宋元汉藏艺术主流的过程。研究中以此时期六体六字真言信仰的兴起与传播路径为线索，考察了西夏后裔杨琏真迦最初镌刻于飞来峰的梵汉六字真言如何通过元代朝廷蕃汉僧官流布于东南沿海，积聚于大都，传播于全国各地。同时，从武威博物馆藏喜金刚与大黑天金铜造像入手解读萨迦班智达与阔端的凉州会谈，以大都妙因寺白塔讨论城市的白塔象征与汉藏多民族文明的扩展。笔者通过对西夏日喀则夏鲁寺护法殿东壁壁画描绘的龙凤王座形制的分析，表明藏区地方势力对糅合了中原汉地皇权思想的元代朝廷的归顺。文明史独辟蹊径，从藏语词汇变化分析西藏金铜冶炼、金铜造像及其与周边文明的联系，认为藏语词汇“于阗”（li-yul）、“琍玛”（li-ma）至“紫金琍玛”（zi-khyim li-ma）的演变，可以考察藏汉佛教艺术对作为佛教圣地于阗文化认知的推动，考察佛教图像与造像技术的发展及其与邻近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对应关系，乃至汉藏与不同民族之间物质文明共同发展的轨迹。 居庸关是塞外草原连接华北京畿腹地之间官道上最重要的关隘，元顺帝时在此设计建造的过街塔是元代各民族友好相处的巍峨见证，是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象征。现今各界只将元顺帝“报施于神明”、元人自认“壮丽雄伟，为当代之冠” 的过街塔看作藏传佛教的佛塔，实际上没有领会设计建造者的雄心大略，无意中忽略了过街塔更大的价值。笔者对元代最能代表汉藏与多民族文明关系的居庸关纪念碑式建筑进行了重新考订，从塔身建筑及造像来复原设计者将西夏蒙元时期的多元信仰熔铸于过街塔建筑的绝妙构想。 11至13世纪或者说宋元时期是包括艺术在内的多民族中华文明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包括丝绸之路东段河西走廊的民族交融地带，是本时期汉藏与多民族文明重构的时空交互地带。在印度中亚佛教衰微后，汉藏佛教与多民族佛教艺术以中国境内丝路，特别是以河西走廊为舞台，上演一场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史的大戏。这种融合趋势导致了此期汉藏多民族文明史的重组与变革，使之与前代民族艺术关系呈现不同的面貌，真正形成了有内在演进规律的图像风格关联。可以这样说，11至13世纪吐蕃、宋辽、西夏蒙元文明研究最大的突破，在于我们将由地域及宗教文化特征形成的、相对孤立各个民族的文明事项置于11世纪至13、14世纪中国多民族艺术史所依靠的政治文化交流的宏大网络中，作为这一时期重构真正意义上的汉藏多民族文明史最重要的共有元素。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