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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半论”视野中的“革命史”与“近代史” 中国大革命后，马克思主义者深刻认识到旧势力的强大和资产阶级的保守，遂极力强调阶级革命。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反过来深化了人们对民族革命的认识。这样，近代史研究的民族立场和阶级立场能够深刻平衡，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也逐渐成为共识。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者对世界史中之“中国”给予了更多审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正式出现，并具有了初步的理论形态。 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及其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众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如王学文、李达、陈翰笙等，围绕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地位等问题开展著述和调研，论证了中共六大所认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从而为近代史的革命化奠定了理论基点。论战中，帝国主义入侵所带来的社会历史影响受到突出强调，鸦片战争普遍被视为中国社会形态转换的节点，因而也被确立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和封建残余的研究使人们对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有了更多认识，同时也增进了人们对近代革命运动发展的阶级性的理解。相关成果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论据、论点。 由于社会性质论战侧重的是现实国情的分析，而在史的分析方面显得薄弱，这就使得史学研究变得非常迫切。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就是这样一部应时之作。该书虽然主讲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但对近代以来一系列世变提出了总体看法，富有理论深度，成为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代表作。该书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史的视野中考察，将中国革命置于世界革命之中，确立了“两半论”的立论基础，在民族立场和阶级立场之间实现了较好的平衡。文中指出：“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已经有八十余年的历史，原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形成世界的经济，渐渐摧毁一切‘民族’的藩篱，使世界任何地方都被结合在一个世界经济纽带之下。”(16)这说明华岗希图突破中国革命只是一场民族革命的认知，以增进人们对其阶级革命、世界革命的历史意义的了解。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华岗放弃了“民族革命运动史”的字眼，而取“中国大革命史”之名，起首第一句便强调大革命“有极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因为“中国成了帝国主义一切矛盾集中而且最尖锐的地方”。而既然“中国是半殖民地”，“中国大革命的最主要特性也就是半殖民地革命。”(17)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发展，与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之间有极大的矛盾；农民与封建地主之间更发生根本的冲突，就在这些矛盾冲突之上建筑了中国大革命的经济基础。”(18)这就点出了中国社会半封建性的特征，并初步涉及到了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 华岗相信近代史上的诸多革命事件与大革命有着相似性，是中国在半殖民化过程中不同阶层民众的反抗运动。“帝国主义的侵略孕育了中国大革命的胚胎。革命的大爆发虽在五卅事变的时候，但是它的起源却远在中日战争以后。”(19)他将戊戌变法、义和团暴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会议运动等，统统视为大革命的预演，指出它们是“中国大革命爆发之前二三十年间中国革命历史上几个重要的环子”。他还对这些运动进行了阶级定性，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包含这原始的反帝国主义的农民暴动”，辛亥革命是“有名无实的资产阶级反抗君主贵族”的革命，五四运动是“学生平民反抗帝国主义与卖国贼”的运动，海员罢工与二七事件是“血淋淋的工人阶级争取自由的英勇斗争”，商团事件、国民会议运动是“工农平民群众反抗买办阶级”的运动(20)。 华岗对于大革命史的论述虽然没有很明确地指出近代历史侵略与反抗的两条主线，但他在近代社会性质的论述上却比以往的著作深刻得多。作为民族革命史撰述向中国近代史撰述的转型之作，该书在保留了珍贵史料的同时，为后来的近代史著述做出了榜样。可惜因该著是描述大革命史的专著，使全书的史事范围受到限制，诸如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等事件都未能论及。 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可谓继华岗著作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又一典范之作。该书一度是众多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近代史的参考著作，也是延安学校历史教育的重要课本。李平心从世界历史普遍规律入手，反对将中国近代史局限在民族观念中：“中国历史是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研究中国史如果目的仅仅在要使我们依据一种狭隘的民族感念来发扬所谓‘国粹’，或记忆许多兴亡治乱的事迹与民族英雄的伟业，那简直是在和历史开玩笑。”研究中国史的“主要任务”是“考察中国社会在全人类历史之一般的进展过程中特有的发展路线”，同时解释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变之因果，“说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影响”(21)。 “两半论”同样是该书立论的基础。在近代史分期上，作者明确提出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史的开端，指出：“我们之所以不以明末清初为近代史的开头，而将近代史发端于鸦片战争，理由是很简单的：明末清初不过两个朝代的交替期，不能代表一个历史的大转变期；而鸦片战争却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的浪涛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这种内部变化实际是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然而我们却不要因此误会，以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就渐次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家。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只是展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铁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却没有支配着全国民经济，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旧的剥削制度并没有从此失势。”该书还抓住了近代史的主线：“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说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所引起的重大变化，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阶级之分化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起来。”更具体地说，就是要“暴露国际资本主义的群魔怎样从中国吸吮这膏血来膨胀它们自身，怎样驱使它们的鹰犬来榨取中国广大的勤劳人口，以及中国的被压榨的奴隶大众怎样用自己的战斗力量来反抗此种残酷吸血与绞榨。”(22) 华岗、李平心两人的史著不仅在世界史的视角、“两半论”的理论切入点上是一致的，编目上都依照史事，对许多近代史事的定性也非常相近，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对近代史的规范性认识正在逐渐生成。与前述华岗著作的阶级定性观点相类似，李平心著作称广东平英团、上海匕首党的斗争为“南方贫民与农民最原始的反帝斗争”，义和团运动则是“北方农民、贫民的自发的反帝斗争”，太平天国战争与捻党暴动是“农民反叛封建剥削与封建统治的两个革命巨潮”，戊戌变法则是由“进步之智识分子与官僚”倡导的“具有资产阶级意识之改革运动”，辛亥革命是“一个流产的第三阶级(资产阶级)的革命”，五四运动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觉醒及要求民族解放的运动”，国民革命乃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23)。 同时，他们在近代史分期上也都不约而同突出无产阶级力量崛起的历史转折意义，五四运动的思想意义，以及二七运动和五卅运动的实践意义。华岗认为五四运动“实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因为运动中资产阶级已经明确了自己的前途，而无产阶级的觉悟受民族革命潮流的影响进而发现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组织，所以它“开辟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即“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它的社会势力”，“跃登上历史舞台”。二七斗争使束缚在学生、群众等很小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得以扩大，“使中国工人阶级加入国际工人阶级的战线”。五卅事变则是“第一次使中国革命群众化的历史关键——它展开了中国革命一个新的时期”，此后，“中国革命才连骨带肉的现形于世，才成为实在的力量”，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客观上已经在争取革命领导权”(24)。李平心则指出：五四运动中社会主义成为知识分子寻求民族解放的新道路，这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大转捩”，“文化运动的分金炉”。“中国革命自二七运动后已显示劳动阶级之领导实力，至一九二五至五卅运动，国内反帝反封建之革命浪潮乃有一发而不复遏之势”(25)。 两本著作的不足之处也较类似。主要内容上两者都侧重“社会政治之递嬗变迁”，经济、文化方面的分析有欠深入；主线把握上都看重“帝国主义侵略史”及“民众之反帝运动”，诸如洋务运动、清末新政这样的历史事件并未纳入主要考察范围，说明作者侧重的仍然是半殖民地化过程的描述，而于半封建化一面重视不够。当然，这些不足只是暂时的，它只是说明中国近代史研究虽已成型，但还处于发展时期，与后来形成的规范性认识相比，还有一定距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