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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史”与“革命史”的交融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断深入，出现了一批富有价值的作品，代表性的专著如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1937年)、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7年)、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40年)、李平心的《中国现代史初稿》(1940年)、曹伯韩的《中国近百年史十讲》(1942年)等。工具书有杨松、邓力群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第1册，1940年)等。 这个时期近代史研究的一些规范性认识逐渐形成，最典型的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构建过程中展开的一系列论述，概括了近代革命史的基本逻辑，奠定了近代史研究的总体框架，使得近代史与革命史最终融为一体。 一方面，在近代史分期标准问题上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地位得到积极的肯定。在《五四运动》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从鸦片战争时期直至抗日战争，经历了好几个发展阶段，其中以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为最重要的阶段性转变；而五四运动则表明资产阶级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时新的社会力量——工人、学生和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阵营出现了，这是它比辛亥革命进一步的地方(26)。《新民主主义论》则以五四运动为节点将近代史分为两段，即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五四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五四后则是无产阶级(27)。在这里，五四运动不仅具有彻底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姿态，运动中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意义被着力突出(此前研究者多强调二七事变和五卅运动在无产阶级运动史上的意义)，同时还被认为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这些论断都使得五四运动具有了超乎寻常的历史意义。 另一面，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矛盾、历史主线得到清晰表述。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阐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属性：“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前者“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这实际是强化了中国近代史撰述的历史哲学基础，并且勾勒出了近代史的主要线索：“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28) 毛泽东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是在总结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代表了共产党人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看法，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生成的内在规律。毛泽东的相关论断“构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从而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概念、范畴、原则。”(29) 在此前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也积极开展研究，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写出了许多富有价值和特色的作品。作为一种研究实践，它们与上述规范性认识相互促进和补充，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在这些著作中首先要提到的是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该书作为各根据地干部教育的通行教材，将革命放在近代史演进中来呈现，是将革命史与近代史两相融合的一次重要尝试。其一，作者肯定了“两半论”和近代史两条主线论，并将此写人中共官方革命史教材中。书中指出：“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前，中国正处在满清统治的时代，当时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在转化为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30)。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则强调：“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在中国整个政治与经济生活中显然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趋势：一面是满清政府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下屈服投降，逐渐走向依靠外国资本主义来支持其统治的趋势；另一方面就是广大的民众在外国资本主义与满清统治的压迫剥削下，开展着广大的反对满清统治的群众运动”(31)。其二，书中确定了中国革命史的分期与主要内容，历史地呈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等基本问题。该书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写起，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民族的资产阶级性的农民战争”，戊戌变法是“新官僚与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良运动”，辛亥革命是“中国第一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五四运动“启导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其主要力量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工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在这运动发展中形成起来”(32)。在总结大革命经验时，作者先后对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者、帝国主义、军阀等在中国革命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论证了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张闻天的上述认识已经非常接近于新民主主义论。 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旨在总结“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解放的史实”，兼记“中国社会解放的斗争史迹”，因而有些中国近代通史的意味。抗战时期作者完成了首卷(大革命前)的撰述。这是一部以《中国大革命史》为基础，吸收李平心、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近代史研究成果，再进行创新的著作，是将革命史与近代史融合的又一次重要尝试。首先，该书将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起点的理由，以及对近百年史两种趋势的认识，完全借鉴了李平心的说法(33)，在“两半论”和两条主线论等问题上与规范性认识大体一致。作者还尝试将两种趋势的说法简化，强调近百年史在民族解放的意义上是“侵略运动与反侵略运动的矛盾的发展”(34)。其次，华岗在史事纲目的编订上综合了各家提法，而以毛泽东的提法为宗。书中所涉史事主要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它借鉴了李平心《中国近代史》的纲目而重点选取能体现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内容来写，尤其是在其第2卷中大胆论述了李平心所未能论述的有关中共成立和工人运动的内容。而与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相比，书中新增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内容，但在许多史事的具体表述上是对张著的借鉴(35)。该书纲目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革命运动”一节中所例举的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完全相同。最后，华岗在近代史主要矛盾的认识上较早借鉴了毛泽东的提法。书中指出：“在鸦片战争前，我国主要是一个封建社会，内部阶级矛盾主要是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鸦片战争后“开始发生了国内各民族和国内各阶级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民族的外部矛盾”，后一种矛盾在鸦片战争后逐渐增长(36)。与此同时，华岗也提出了一些创见。如他曾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两条道路的斗争：“或是由独立的封建满清帝国变为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以至变为完全的殖民地的国家；或是由封建的国家过渡到近代资产阶级的独立的民主国家。”细言之，政治上，开始了对外妥协和坚决抗战两条路线的斗争；文化思想上，在打破闭关自守封建思想、引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第一次民族觉醒的同时，也发生了“怕洋人”的民族失败主义思想(37)。这两种趋向是中国近代史认知上的真知灼见，在总体上又与侵略与反侵略的主要矛盾相契合，适应了民族抗战的需要。 李平心的《中国现代史初编》也值得关注。该书原名《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内容主要是“总结中国近一世纪以来的民主宪政运动，描写民族自觉的生长与中国人民的进步”。照作者的说法，这本书曾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进行过发挥(38)，在书中更直言不讳：“中国民主运动是属于新式民主主义的范畴。”(39)这体现出对前述中国近代史规范性认识的认同。该书从太平天国写到抗日战争，观察角度是民主思想与民主运动，因而在史事范围和叙事结构上不如其前作《中国近代史》广阔完备。但因该书视角独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制度史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如对于清末预备立宪、国民政府“五五宪草”等就曾进行过较为细致的论述，对于近代妇女解放运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等都曾给予关注，而此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则对这些问题有所忽略，或很少论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