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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运动扩展 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众多，出现了一些标志性作品。近代通史方面，有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1946年)、陶官云的《中国近百年史话》(1946年)、曹伯韩的《中国现代史读本》(1947年)、宋云彬的《中国近百年史》(1948年)等。专史研究越来越细，在帝国主义侵华史方面，如胡华的《英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略》(1947)、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48年)、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1949年)等；在中国革命史方面，如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46年，第2卷，1949年删改为《中国近代史》)、胡华的《中国近代革命史讲话初稿》(1949年)等；在人物研究方面，如范文澜和陈伯达的《曾国藩与袁世凯》(1946年)、吴泽的《康有为与梁启超》(1948年)、黎澍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1948年)等；经济史方面，如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1946年)、陈伯达的《近代中国地租概说》(1947年)等。 该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最主要的趋势是，以中共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权威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为指导，深入系统地进行中国近代史撰述。由此呈现出以下特点：1、“两半论”、“两个过程论”、“主要矛盾论”被视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的内在规律，成为多数近代史作品共同遵行的叙事准则，由此也引申出对阶级斗争和人民立场的极度重视，使得历史作品观点异常鲜明。这种趋势在抗战时期已有显现，到解放战争时期已为众多学者所遵循。2、近代史分期成为中国近代史编目的重要手段。抗战时期，包括张闻天、华岗、李平心、何干之等人的近代史著作在编目上都以史事排列，而没有采用历史分期，体现了重史实表述的特点。但在解放战争时期，历史分期的方法在近代史作品中逐渐得到采用，发展成为流行的史著编目方式。它更注重革命的阶段性发展，体现出重事理逻辑的特点。3、旗帜鲜明地肯定无产阶级运动的历史意义，肯定中共领导的革命道路的历史合理性。这时期的近代史著作极大地肯定五四运动和共产党成立所具有的历史转折意义，并对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给予极高评价。4、借古讽今、历史类比成为史学表述的常见手段，历史作品的战斗性功能得到巨大发挥。以下就几本有代表性的著作进行分析。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严格依据新民主主义理论来指导历史撰述，代表了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通史书写的标准，是中国近代史高度革命化的体现。该书克服了李鼎声《中国近代史》论述不深刻、观点不鲜明、认识不规范、资料不丰富等不足，“从学术上论证了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的观点”(40)。全书特色有：1、以新民主主义论指导历史分期。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叙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下编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上编分两个分册，1840年至1905年为第一分册，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及中国人民旧式的反抗运动”，1905年至1919年为第二分册，该册一直未能完成。作者还在文中肯定了太平天国与五四运动作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启的标志性意义，表示“太平革命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与五四运动同为一百年来历史上两大转变时代的标帜”(41)。2、坚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书中指出：“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它不再是完整的封建社会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了。战前的历史仅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史；战后的历史是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史，性质是截然不同的。”(42)3、贯彻阶级斗争史观和人民史观，以两个过程论和主要矛盾论的观点描述近代历史发展进程。范文澜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侵略者与反侵略者的斗争为主线构筑历史，歌颂反侵略与反压迫的民族民主革命传统。作者在书中“注意到写阶级斗争，着重叙述腐化残暴的封建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至于对外族统治者的侵入，本书也着重写了民族英雄和人民的英勇抵抗。”(43)因而书中歌颂坚决抵抗的爱国主义行为，无情贬斥妥协派和投降派的行径，强调“中国近百年史就是人民反抗投降派及其主人帝国主义的斗争史”(44)。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这时期与范文澜《中国近代史》齐名的著作，深度揭示了革命主题的形成过程。全书紧紧抓住近代史主线进行叙事，论述了帝国主义者怎样逐步与中国统治者相勾结、共同压迫广大民众，以及中国人民不断觉悟，起来反抗侵略者与统治者的历史。在书中，鸦片战争是历史关键点，“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的压迫以此为起点，专制统治者与人民的对立由此而加强”；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清政府与列强最终“形成了绞杀中国人民革命的肮脏的军事合作”。所以，“从一八四○年到一八六四年的历史表明，中国近代史中的这样的主题(指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已全部形成。”(45)而作者也相信，这两个过程本身就昭示了革命在近代史上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在全书最后，作者通过史事对比展现近代史的规律，指出在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3个时期，“都是革命与反革命、进步势力与倒退势力相对抗的时期”，而其教训是，帝国主义选中的统治者终归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只要对他们寓以幻想就会给人民解放事业造成损害(46)。 黎澍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是一本探讨近代史事与人物之间关系的专著，曾被誉为“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典范之作”(47)。该书同样也遵循了前述著作中所共有的革命史逻辑，将辛亥革命纳入到“两个过程论”中进行论述——认为帝国主义是“辛亥革命的点火者”，其侵略的屠刀从鸦片战争时期就直接对着中国人民，满清政府“对外妥协、屈服、不抵抗，对内坚持封建专制的统治”，“结果乃使全国人民的仇恨集中到这个异族统治者身上”，而中国人民则进行坚决反抗，广泛展开全国范围的起义，其觉醒与长期斗争造成了1911年的革命形势(48)。 吴泽的《康有为与梁启超》是致力于人物研究的一部专史，展现了康有为与梁启超的政治人生。该书充满强烈的“以古鉴今”思想，强调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拥光绪”“保大清”的康梁式改良维新道路，是走不通的，“改良主义的革新运动”终究不能成功(49)。基于此，作者对康梁改良道路所具有的维护统治者利益的本质进行了揭露，对其思想和行动所具有的保守性和落后性进行了深刻批判，表明近代中国唯有革命(尤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一途方为正道，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该著文辞犀利，史评一针见血。如书中在评价梁启超由保皇党到民主党、进步党、研究系的蜕变过程时点评道：“‘保皇’不成，假装‘民主’想‘进步’；‘进’不得，只得‘研究’‘研究’了!”(50) 这时的中国近代史著易出现过度革命化的倾向，以致在某些史事的评断上不够客观。前书就由于过度夸大革命的必然性而对康梁活动之进步意义缺乏足够认识，认为“反人民，反资产阶级，反革命，这是康有为、梁启超一贯不易的政治主张。”(51)而由此带来的更大的问题则在对改良道路的历史合理性认识不足，让人产生任何改良革新都是反人民的，终必惨遭失败的印象。这种过度革命化的倾向其实为当时许多有着鲜明政治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共有，它是现实中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尖锐对立的反映，其问题就在于容易将“改良”与“革命”对立起来，形成“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逻辑。 这一时期还有很多对后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成果，如毛泽东针对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展开的对中美关系史以及帝国主义对华关系史的研究和批判，胡华有关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的总结，刘大年对美国侵华史的研究，王亚南、陈伯达、许涤新对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情况的分析，等等。这些成果都是在中国近代史完全革命化后产生的，它们集政治价值和学术价值于一身，但也往往会因其过强的政治价值而有损史学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