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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是史学研究得以展开的两大基石，两种材料的相互验证是史学家考订史实的有效方法。然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常常发现，对于同一历史事件或人物群体的叙述，两种文献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乃至南辕北辙，这种情况亦不鲜见。这种现象在有关女性的文献资料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因此，我们尝试以唐代姬侍婢妾的相关文献为例，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加以分析，并借此进一步探索其对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两种文献乖离呈现 唐代，蓄养姬侍婢妾的风气非常流行，她们的存在往往是满足男主人声色耳目之欲，以及为权贵们的宴饮聚会助兴佐欢。传世文献关于姬侍婢妾形象的记载多侧重于容貌与技艺，突出其以色艺事人的特点。例如代宗时，权相元载有一宠妾名薛瑶英，“能诗书，善歌舞，仙姿玉质，肌香体轻”；德宗时，徐州节度使、礼部尚书张建封有爱妾名盼盼，美丽擅歌舞，酒宴酣畅之际常“出盼盼佐欢”。尽管生活在仕宦豪门的得宠姬妾，其衣食奢华堪比皇家，然而在传世文献里，姬侍婢妾的社会和家庭地位非常低下，命贱如蚁，个人命运亦较为悲惨。姬妾以色事人，色衰爱弛时往往被扫地出门，或因各种原因被男主人欺凌致死，更有甚者，在特定的时刻，还会成为夫主向朝廷表示忠义的牺牲品。《旧唐书·忠义传》载，雍丘守将张巡遭安禄山叛军围困，城中粮尽，“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此外，中唐以前上层社会惧内之风盛行，主妻以残忍手段迫害姬侍婢妾致死的事件亦不鲜见。 然而，在以墓志资料为主的出土文献里，姬侍婢妾的生活状态和家庭地位与传世文献有所出入。首先，墓志对她们的记载在赞美姿色才艺的同时，更重人品性情。如《前邢州刺史李肱儿母太仪墓志》记载，陈太仪“妙通音乐，曲尽其妙，兼甚工巧……处身有道，事长待幼，各尽其礼”。中唐宰相李德裕任义成军节度使时，其妾徐氏病卒，他亲自撰写墓志，盛赞其“有绝代之姿，掩于群萃；有因心之孝，合于礼经。其处众也，若芙蓉之出苹萍，随和之映珉砾；其立操也，如昌花之秀深泽，菊英之耀岁寒”。其次，出土墓志中鲜见姬侍婢妾饱受虐待或迫害致死之事。在一些没有主妻的家庭里，姬侍们成为事实上的家庭主妇，打理家政，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并得到家族的认可。如《唐前申州刺史崔君故侧室上党樊氏墓志铭》记载，樊氏“内和外敬，志洁诚端，承正室之苹蘩，主宾馆之馈遗，胤绪昌矣，姻族赖之”。即便在有主妻的家庭里，姬侍婢妾与主妻亦可和睦相处，如《亡妻太原王夫人墓志铭》记载，这位王夫人不仅允许女奴为其夫侍寝，而且“以己之珍玩之物，俾自选以宠与之”，以至其夫在墓志中对其“宽容柔顺恤下”的襟怀大加褒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