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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分歧反映文本特点 两种有关唐代姬妾的文献所反映的分歧和差异，与史料的性质和叙事特点有关。 首先，传世文献的史料来源大体有三类：一类是唐代国史，如《旧唐书》《新唐书》等。其中的人物传根据行状、家传而写，记载传主生平经历，主要是政治、经济、军事等重大事件，间或涉及日常生活，从中可以看到王公大臣们私人生活的记载。一类是耳闻目睹或道听途说，如《朝野佥载》《唐阙史》《北梦琐言》等，这类文献或杂记名人轶事，或记奇趣异事，故多见男人与姬侍婢妾的风流雅事。一类是抄摘前人文献而成，如《本事诗》《唐诗纪事》《云溪友议》《太平广记》等，而被抄摘的文献本身可能来自前两类。有些文献既抄摘国史或档案文献，也记录了作者耳闻目睹或道听途说之事，如《因话录》等。无论以上史料来源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以记载上流社会和名人轶事为多。王公贵族、达官显宦之家姬侍婢妾成群，对于他们来说，姬妾不过是供其寻欢作乐的玩物，因此委身豪门的姬妾或是免不了色衰爱弛的薄命下场，或是因才色而横遭惨祸。 出土墓志所载的姬侍婢妾大多委身于社会中层群体，她们的夫主通常结婚较晚，大都在博取功名以后（多在三十至四十岁间）。这类男子在正式婚配之前，出于生育及生活需要而先行纳妾，因此对他们来说，纳姬娶妾更看重人品、女德和持家能力。如果夫主一直未能婚配，姬妾就成为事实上的家庭主妇。如《唐故颍川陈氏墓记》记载，墓主陈兰英“在柳氏十有七年，是非不言于口，喜怒不形于色，谦和处众，恭敬奉上，而又谙熟礼度，聪明干事”，因其夫柳知微“位卑禄薄，未及婚娶，家事细大，悉皆委之”。有的妾是主妻去世后所纳，她们的情况与这些婚前所纳之妾无多大差别。中层社会男子财力有限，不像豪门大户那样姬侍成群，对他们来说，姬侍婢妾的作用并不在侍宴佐欢，而是执妇道、备中馈、生儿育女，因此他们往往能善待姬妾，乃至相敬如宾、相守终老。 其次，传世文献的撰写者大多晚于被记录者，即使当时人记当时事，两者之间亦鲜有直接联系，所以通常不需要为尊者或亲者讳，往往据实而写。即便为吸人睛目或有夸大成分，但所记仍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社会情况。比如，姬侍婢妾受主妻虐待之事大多发生在中唐以前，这与当时上层社会妇女悍妒和男子惧内风气比较流行是一致的；姬侍婢妾受宠时锦衣玉食，但夫主翻脸无情，则置其于死地，也与夫主与姬侍婢妾的主奴关系相吻合；年轻貌美的姬侍婢妾会受到其他男主子的迫害与性侵，甚至被瓜分嫁卖，也与当时姬侍婢妾的法律地位相一致。 墓志的叙事手法与传世文献截然不同。墓志内容与碑文大致相同，主要记载志主一生经历，包括郡望、祖先世系、仕途履历、宗教信仰、人品学识、婚姻和生卒年等。女性墓志体例与男性墓志大体相同，但相对简单，多为婚姻、生育和家庭生活。墓志的作者通常为志主的亲属或朋友，有的是丈夫为妻妾所写，有的是父亲为子女所写，有的是子侄为姑舅所写，有的是延请朋友代写。这种书写特点决定了墓志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存在为尊者、亲者讳的可能。因此，一些不利于名节的言辞自然不会被写入墓志。 除了明确记载夫主未迎娶正妻的墓志以外，大多数姬侍婢妾的墓志都未提及她们与主妻的关系，即便提及，也是双方和谐共处、各安其事。事实上，“姬人常妇所恶”是唐代的社会现实。墓志和传世文献都曾提到，唐代士子婚娶之时，如果妻子出身名门，姬侍婢妾们通常会被遣送出门。因此，墓志中对妻妾关系的隐没和美化，联想唐代的社会现实，恐怕为亲者或尊者讳的因素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此外，残害姬侍婢妾并不是值得称道的事，擅自处死也有违法度，更不宜“秉笔直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