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虽立足于阶级观点，但对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同样给予了有力回应。在该理论下，民族革命有反压迫的阶级性，阶级革命有反侵略的民族性，并且都指向反帝反封建。这样，反帝反封建也就成为衡量近代史事得失的标准，前述历史重评工作便是对这种标准的实践。
    不过上述工作，所涉更多的是个别史事，虽也隐约透出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史的宏观印象。这方面，陈独秀与李大钊的工作具有代表性。陈独秀曾以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相结合的视角来审视近数十年国民运动史，断言：“‘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四件事，都是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开始表现他的社会的势力以前，小资产阶级之重要的国民运动。”并认为也只有这4件事配说是国民运动，因为这些运动都有广大民众参加，也有民族对外的意义。他将它们视作“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包含在内)独唱的舞台”，“也就是屡次失败之根本原因”。五四运动中由于无产阶级“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方向”(11)。陈独秀以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分，来论定国民运动的出现及其新方向的开启，隐含了后来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分期的意蕴。李大钊则把视野扩大到太平天国起义，认为该起义“系一般农民受帝国压迫而发生之国民革命运动”，并强调“我人之民族革命运动，第一次为太平天国”(12)。此后，李大钊撰述《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等，分析英帝国主义侵略史和太平天国以来的民族革命运动史。在《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一文中，李大钊概括出近代史的两条主线，即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也“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13)。李氏之论是对前述民族革命史写作的延续，虽以民族革命为主色，但也体现了阶级立场。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李大钊已开始将阶级分析引入到民族革命史研究中，使得“民族革命”的概念逐步科学化(14)。但如前所述，这项工作其实早就开始了，只是李大钊的研究更具系统性而已。
    国民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者极力以整合了阶级和民族立场的帝国主义理论来重新考察近代史，从而推进了帝国主义侵华史和民族革命运动史研究。在前者，如周恩来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简史》(1924年)、高尔松和高尔柏的《帝国主义与中国》(1925年)、萧楚女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1927年)、黄克谦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1927年)、于树德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1927年)等。在后者，萧楚女、恽代英各著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1927年)。两书描述的都是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所涉史事有广东平英团、太平天国、戊戌政变、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其内容则是“中国民族因受欧洲工业经济之压迫而起的——直接的、间接的——反抗帝国主义及封建专制，要求本身利益的革命运动之事实”(15)。
    这两类史著是这个时期近代史撰述的主要形式，革命问题已然成为其论述的主题。受国民革命影响，也出于宣传之目的，这时的“革命”更多地是站在民族立场思考问题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史著对于近代史事的评论是非常精到的。尤其是恽代英的著作，立论也较为公允。虽然在许多问题上缺乏史料的严格支撑，但颇能一分为二地看待事物。如对帝国主义国家就没有铁板一块地看待，对农民革命也是。在恽代英的著作中，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相互补充，阶级分析方法并未僵化历史认识，反而使得历史认识更具公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