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在1949年以前只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股支流，并且出于政治等各方面的原因，它常被视作“异端”，并没有在国民政府的正规大学课堂里谋得多少席位，反而是在更具边缘性的私立大学、中共影响下的教育机构，甚至坊间不胫而走。它自五四前后萌芽起，便逐步发展演变而走向规范化，并在1949年后占据了中国大陆近代史研究的舞台。“革命”化则是相关著述发展过程中的总体趋向，革命是其所欲诠释的最终主题。这些规范性认识意味着中国近代史撰述以阶级进化论和社会主要矛盾论为历史哲学基础，以“两半论”为逻辑起点，以“两个过程论”为叙事主线，以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革命为最终归宿。1949年以后，伴随着近代史分期讨论和学科建设的不断发展，在尊重前述规范性认识的前提下，人们对近代史叙事的主体内容也尝试进行规范，由此形成了所谓“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的叙事模式，完善并补充了近代史撰述中的规范性认识。
    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化应当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它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时人认真研究国情世情的结果，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不断完善的历史认知，本身就反映了历史的一些重要的真实断面。另一方面，它是当时社会中要求激烈变革社会秩序的一部分革命者阐述并发展起来的一种历史叙事模式，侧重近代史革命之一面，没有也不能反映整个历史的全貌。所以，一味肯定或否定革命史观都是简单化的处理。
    中国近代史撰述谈“革命”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只谈“革命”。无疑，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撰述曾经过度革命化，一度造成阶级斗争的绝对化，对革命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忽略，对改良道路的进步性的低估，对历史类比的过度运用等。但这些缺点并不足以否认革命史叙事的总体价值，更何况这种叙事一直在发展完善之中，在不同人身上其内涵和外延以及理解上的灵活度也不一样。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者能不能以历史主义精神和辩证观点来评判历史。实际上，1949年前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胡绳等，就曾意识到必须“严格地从历史的真实出发来写自己的书”，“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中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52)。而1949年后一些学者也曾对以往著作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进行过反思。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这种历史主义态度与反省精神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增添了许多亮色，也是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注释：
    ①以往研究中，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张海鹏、龚云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李怀印的《重构近代中国》(中华书局2013年)等著作，欧阳军喜的《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王发栋的《延安时期革命史叙事范式初探》(山东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康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形成及原因》(《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等论文，以及有关“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争的许多著述，都曾从不同层面丰富了人们“革命史叙事”形成过程的认知。
    ②《陈独秀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7～432页。
    ③《陈独秀文集》第一卷，第549页。
    ④陈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向导》1924年9月3日，第81期。
    ⑤《陈独秀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6～309页。
    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80页。
    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0～108页。
    ⑧彭述之：《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向导》1924年9月3日，第81期。
    ⑨蔡和森：《义和团与国民革命》，《向导》1924年9月3日，第81期。
    ⑩彭述之：《辛亥革命的原因与结果》，《向导》1924年10月8日，第86期。
    (11)《陈独秀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175页。
    (12)《李大钊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8、69页。
    (13)《李大钊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131页。
    (14)张海鹏、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15)《萧楚女文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733页。
    (16)华岗：《中国大革命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17)华岗：《中国大革命史》，第1、5页。
    (18)华岗：《中国大革命史》，第50页。
    (19)华岗：《中国大革命史》，第52页。
    (20)华岗：《中国大革命史》，第97～98页。
    (21)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48年印行，第1～2页。
    (22)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2～4页。
    (23)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165、204、153、205、241、264页。
    (24)华岗：《中国大革命史》，第70～71、84、132～134页。
    (25)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242～243、263页。
    (2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559页。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2～673页。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631、632页。
    (29)张海鹏、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07页。
    (30)张闻天编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页。
    (31)张闻天编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17、18页。
    (32)张闻天编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33、63、104、131～133页。
    (33)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3页。
    (34)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卷，第62页。
    (35)据称华著内容中有3万余字来自于张著(王文鸾：《中国现代史论与方法》，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148页)。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华著是编著。在当时，由于资料缺乏，中共党内学者著述时很多都是相互转抄借鉴的，这类书往往以“编著”名之。二是，中共党内学者在著书时首先是以服务党内共同事业为优先考虑的，而较少考虑个人著作权的问题，所谓“众人拾柴”就是如此。
    (36)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卷，第89～90页。
    (37)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卷，第89～91页。
    (38)罗竹风编：《平心文集》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7页。
    (39)李平心：《中国现代史初编》，香港国泰出版公司1940年版，第51页。
    (40)张海鹏、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40～241页。
    (41)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生活·读书·新知上海联合发行所1949年版，第159页。
    (42)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第81页。
    (43)《范文澜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
    (44)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第65页。
    (45)《胡绳全书》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160、184～185页。
    (46)《胡绳全书》第五卷，第362～365。
    (47)唐振常：《痛定思黎澍》，《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48)黎乃涵：《辛亥革命与袁世凯》，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2页。
    (49)吴泽：《康有为与梁启超》，第204～213页。
    (50)吴泽：《康有为与梁启超》，第8页。
    (51)吴泽：《康有为与梁启超》，第86页。
    (52)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六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页。
    （本文原载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