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岗、李平心两人的史著不仅在世界史的视角、“两半论”的理论切入点上是一致的，编目上都依照史事，对许多近代史事的定性也非常相近，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对近代史的规范性认识正在逐渐生成。与前述华岗著作的阶级定性观点相类似，李平心著作称广东平英团、上海匕首党的斗争为“南方贫民与农民最原始的反帝斗争”，义和团运动则是“北方农民、贫民的自发的反帝斗争”，太平天国战争与捻党暴动是“农民反叛封建剥削与封建统治的两个革命巨潮”，戊戌变法则是由“进步之智识分子与官僚”倡导的“具有资产阶级意识之改革运动”，辛亥革命是“一个流产的第三阶级(资产阶级)的革命”，五四运动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觉醒及要求民族解放的运动”，国民革命乃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23)。
    同时，他们在近代史分期上也都不约而同突出无产阶级力量崛起的历史转折意义，五四运动的思想意义，以及二七运动和五卅运动的实践意义。华岗认为五四运动“实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因为运动中资产阶级已经明确了自己的前途，而无产阶级的觉悟受民族革命潮流的影响进而发现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组织，所以它“开辟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即“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它的社会势力”，“跃登上历史舞台”。二七斗争使束缚在学生、群众等很小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得以扩大，“使中国工人阶级加入国际工人阶级的战线”。五卅事变则是“第一次使中国革命群众化的历史关键——它展开了中国革命一个新的时期”，此后，“中国革命才连骨带肉的现形于世，才成为实在的力量”，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客观上已经在争取革命领导权”(24)。李平心则指出：五四运动中社会主义成为知识分子寻求民族解放的新道路，这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大转捩”，“文化运动的分金炉”。“中国革命自二七运动后已显示劳动阶级之领导实力，至一九二五至五卅运动，国内反帝反封建之革命浪潮乃有一发而不复遏之势”(25)。
    两本著作的不足之处也较类似。主要内容上两者都侧重“社会政治之递嬗变迁”，经济、文化方面的分析有欠深入；主线把握上都看重“帝国主义侵略史”及“民众之反帝运动”，诸如洋务运动、清末新政这样的历史事件并未纳入主要考察范围，说明作者侧重的仍然是半殖民地化过程的描述，而于半封建化一面重视不够。当然，这些不足只是暂时的，它只是说明中国近代史研究虽已成型，但还处于发展时期，与后来形成的规范性认识相比，还有一定距离。
    三、“近代史”与“革命史”的交融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断深入，出现了一批富有价值的作品，代表性的专著如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1937年)、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7年)、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40年)、李平心的《中国现代史初稿》(1940年)、曹伯韩的《中国近百年史十讲》(1942年)等。工具书有杨松、邓力群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第1册，1940年)等。
    这个时期近代史研究的一些规范性认识逐渐形成，最典型的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构建过程中展开的一系列论述，概括了近代革命史的基本逻辑，奠定了近代史研究的总体框架，使得近代史与革命史最终融为一体。
    一方面，在近代史分期标准问题上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地位得到积极的肯定。在《五四运动》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从鸦片战争时期直至抗日战争，经历了好几个发展阶段，其中以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为最重要的阶段性转变；而五四运动则表明资产阶级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时新的社会力量——工人、学生和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阵营出现了，这是它比辛亥革命进一步的地方(26)。《新民主主义论》则以五四运动为节点将近代史分为两段，即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五四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五四后则是无产阶级(27)。在这里，五四运动不仅具有彻底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姿态，运动中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意义被着力突出(此前研究者多强调二七事变和五卅运动在无产阶级运动史上的意义)，同时还被认为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这些论断都使得五四运动具有了超乎寻常的历史意义。
    另一面，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矛盾、历史主线得到清晰表述。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阐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属性：“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前者“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这实际是强化了中国近代史撰述的历史哲学基础，并且勾勒出了近代史的主要线索：“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28)
    毛泽东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是在总结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代表了共产党人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看法，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生成的内在规律。毛泽东的相关论断“构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从而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概念、范畴、原则。”(29)
    在此前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也积极开展研究，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写出了许多富有价值和特色的作品。作为一种研究实践，它们与上述规范性认识相互促进和补充，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在这些著作中首先要提到的是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该书作为各根据地干部教育的通行教材，将革命放在近代史演进中来呈现，是将革命史与近代史两相融合的一次重要尝试。其一，作者肯定了“两半论”和近代史两条主线论，并将此写人中共官方革命史教材中。书中指出：“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前，中国正处在满清统治的时代，当时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在转化为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30)。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则强调：“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在中国整个政治与经济生活中显然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趋势：一面是满清政府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下屈服投降，逐渐走向依靠外国资本主义来支持其统治的趋势；另一方面就是广大的民众在外国资本主义与满清统治的压迫剥削下，开展着广大的反对满清统治的群众运动”(31)。其二，书中确定了中国革命史的分期与主要内容，历史地呈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等基本问题。该书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写起，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民族的资产阶级性的农民战争”，戊戌变法是“新官僚与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良运动”，辛亥革命是“中国第一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五四运动“启导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其主要力量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工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在这运动发展中形成起来”(32)。在总结大革命经验时，作者先后对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者、帝国主义、军阀等在中国革命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论证了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张闻天的上述认识已经非常接近于新民主主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