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时散体尚难以取代骈体而成为主流文体，唐初出现了新情况。赵翼探究了《南史》、《北史》文体的变化，力图楬橥其内在理路。《廿二史札记》卷十、卷十一和《陔余丛考》卷八、卷九皆为考论《南史》、《北史》之内容，其中对二史因删汰文字之需而改骈体为散体多有评述，如：
    《南》、《北史》以简净为主，大概就各朝正史删十之三四。如每代革易之际，以禅让为篡夺者，必有九锡文、三让表、禅位诏册，陈陈相因，遂成一定格式，《南》、《北史》则删之，而仅存一二诏策。其他列传内，文词无关轻重者，亦多裁汰。……如此类者，不一而足，宋子京所谓“刊落酿词，过旧书远甚”者也。⑨
    作为记述南朝和北朝史事的通史，《南史》、《北史》所据史料多为既存史籍，而旧史不乏重叠、抵牾之处，涉及诏谕、敕令之类多用骈体。二史据旧史而成的特点决定了史书文体不得不变。李氏父子大量删汰旧文并大刀阔斧地变革文体乃势所必然，实质是要打破僵化的骈体对自由意志的束缚进而凸显史家主体意识。
    这种不同凡响的见解和思路被内藤敏锐地捕捉到并被借以展开论述：
    《南史》、《北史》虽说并未刻意地将骈体文史书改写为古文，但是在删节简约原书内容的过程中，又确实自然地出现了不再墨守骈体文的情况。在《梁》《陈》二书已经开始使用古文之后，《南史》、《北史》的成书更加助长了摆脱骈体文趋势的兴盛则是很明确的。⑩
    《南史》、《北史》则出于对以往史书进行简化文章的需要，竭力将其改写，带有趋近散文的倾向。但是，这毕竟是出于简单易行的目的，而不是像姚氏父子那样从一开始就以散文为目的的。如此看来，史书的发展又是与古文的发展有其相互关系的。即伴随着古文的发展，使用司马迁、班固那种史书撰述方法，即使用古文义法的做法，与将以往繁杂资料予以简单缩写的做法发生了合流，从而迎来了唐以后史体的一大变化。……史论家中虽说有人并没有理解改写的真正意义，但是从今天的立场来看，仍可以说那是一种具有各自编纂主张的议论。(11)
    李氏父子变骈体为散体的初衷是为编撰史书方便而删繁就简，不及姚氏父子那样具有强烈的精神自觉，但其行为客观上顺应了史学变革的趋势，具有显著的进步意义。赵翼与内藤对该问题的认识在逻辑和观点上具有相通性。内藤站在近代史学发展的高度将史书文体变迁与体现个性、表达自我的编纂思想变迁统一起来考察，可视为对赵翼思想的发展。
    紧抓体现史学风尚变迁的经典史籍是赵翼阐发“唐宋史学变革”思想的重要路径。《廿二史札记》卷十六至卷十八及《陔余丛考》卷十至卷十二几乎全是在这种思路统摄下展开的。他通过对两“唐书”的对比分析来展现史学变迁，堪称典范。内藤借鉴了这一经典思路，在《中国史学史》中专辟章节探讨两“唐书”的差异，以揭明其旨。
    与史书编纂法之间的矛盾是史书文体变迁的内在动因之一。赵翼对两“唐书”史书文体变迁的论述正是结合编纂法的变迁来展开的，内藤基本承袭了其思路和见解(见表4)。
    
    作为“旧史学”代表的《旧唐书》沿用六朝以来的骈体，遇到骈俪诏疏一仍其旧；作为“新史学”代表的《新唐书》则大异其趣，不仅在文体上效仿古文，还在内容上直接取材于韩、柳，对骈俪诏疏大量删削，对用骈体写成而又难以割舍的内容尽量以散体改写。赵翼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反复叙及宋祁、欧阳修转换文体之苦心孤诣，如：“《新书》于《旧书》内奏疏当存者，或骈体，或虽非骈体而芜词过多，则皆节而存之，以文虽芜而言则可采也。……此正宋子京作史之深意，非徒贵简净而一切删汰也。”(18)改骈体为散体不独因宋、欧二人对古文有“癖嗜”，更在于落笔之“深意”：散体更有利于表达史家的编纂主张。最终《新唐书》因其自觉意识而成为“明确划分了史体时代”的经典。《中国史学史》引文省略部分中三次明确提及援引赵翼著作，反映出二者之间的承袭关系。所不同者在于赵翼以评析现象为主，内藤则从学理上做出抽象性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