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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畲族与"中原移民"以及古越土著所构成的多维时空关系，是东南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东南地方文献中"蛮獠—畲"叙事的再解读表明，畲族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族名继替或族体延续的过程，还是一个"畲/汉"边界流动的过程。与之同步展开的，则是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生态经济变化、文化实践、族群认同以及历史记忆的不断重构。这一过程实际上塑造了明清以后该地区族群关系的基本格局以及地方社会的结构和文化面貌；而隐藏在这一过程背后的，则是整个东南区域从"豪酋社会"演变为"家族社会"的一个基本"结构转型"。 关键词：“蛮獠—畲”；汉人；族群边界；历史记忆 畲族史历来是东南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有关畲族的来源、形成、社会经济、文化变迁及其与汉人关系的探讨，学界已有相当丰富的积累。这些研究不仅使畲族本身的面貌得到更加清晰全面的呈现，同时也为深化对整个东南地区历史进程的理解奠定了基础。长期以来，对东南地区历史进程的研究，一般都以南迁汉人与东南土著民族的遭遇及其共同开发拓殖，以及华夏－汉文化与南岛语族土著文化的交汇融合，作为其历史演进的起点与主要叙事框架的；而作为“蛮獠”的畲族与作为“中原移民”的汉人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多层次互动关系及其历史影响，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变迁脉络之一。就福建而言，畲族与“中原移民”（包括“福佬”与“客家”）以及闽越土著所构成的多维时空关系，已逐渐成为探讨福建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史的重要视角。在这类研究中，畲族往往被表述为在一个祖先传说（“盘瓠”）之下的一个族体的延续，无论是“土著说”还是“外来说”，都难脱“祖源研究”的臼窠。但是，畲族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蛮獠－畲－畲族”的族名继替或族体延续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畲/汉”边界流动的过程，与之同步展开的，则是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生态经济变化、文化实践、族群认同以及历史记忆的不断重构。这一过程实际上塑造了明清以后该地区族群关系的基本格局与地方社会的结构和文化面貌，而隐藏在这一过程背后的，则是整个东南区域从“豪酋社会”演变为“家族社会”的一个基本“结构转型”。前人的研究于此着墨甚少，以下笔者仅就这一角度稍加论述，以期丰富对畲族史的理解。 一、从“入畲为寇”到“籍峒为民” 东南地区的早期历史，若从民族史的角度来看，基本上以汉武帝平百越为转折点而分成前后继替的两个阶段。汉代至隋唐，是百越遗裔“山越”的活跃期；唐宋以后，“山越”之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分布在这一地区的非汉族类在文献中通常都被称为“蛮獠（僚）”、“峒蛮”，而这些“蛮獠”，一般都被认为是畲族或其祖先。最早把“山越”、“峒蛮”与“畲”（包括“猺”、“黎”、“蜑”）并置者，是南宋人刘克庄： 自国家定鼎，吴会而闽号近里，漳尤闽之近里，民淳而事简，乐土也。然炎绍以来，常驻军于是，岂非以其壤接溪峒，茅苇极目，林菁深阻，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先朝思患，豫防之意远矣。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畲长拔止于机毒矣，汀赣贼人（入）畲者，教以短兵接战，故南畲之祸尤烈。二畲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如猿升鼠伏。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厥后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腊、虎革、猿皮之类。畲人不堪，诉于郡弗省，遂怙众据险，剽掠省地。壬戌腊也，前牧恩泽侯有以激其始，无以淑其后。明年秋，解去二倅迭摄，郡寇益深，距城仅二十里，郡岌岌甚矣。帅调诸寨卒及左翼军统领陈鉴、泉州左翼军正将谢和，各以所部兵会合剿捕，仅得二捷，寇暂退。然出没自若，至数百里无行人。事闻朝，家调守而著作印兼左曹印官卓侯首膺妙选诏下，或曰：“侯擢科甲有雅望，宰岩邑，有去思，责之排难解纷，可乎？”侯慨然曰：“君命焉。”所避之至，则枵然一城，红巾满野，久戍不解，智勇俱困。侯榜山前曰：“畲民亦吾民也，前事勿问，许其自新，其中有知书及土人陷畲者，如能挺身来归，当为区处，俾安土著，或畲长能帅众归顺，亦补常资，如或不投，当调大军尽除巢穴乃止。”命陈鉴入畲招谕，令下五日，畲长李德纳欤。德最反复杰黠者，于是西九畲酋长相继受招。西定乃并力于南，命统制官彭之才剿捕。龙岩主簿龚镗说谕，且捕且招。彭三捷，龚挺身深入，选进士张杰、卓度、张椿叟、刘□等与俱，南畲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二畲既定，漳民始知有土之乐。余读诸畲款状，有自称盘护孙者，彼畲曷尝读范史知其鼻祖之为盘护者，殆受教于华人耳，此亦溪峒禁防懈而然欤。侯参佐褒畲事颠末二卷锓梓示余，昔汉武帝患盗贼群起，命御史大夫衣绣持斧以威之，曾不少戢。龚遂，一郡守尔，既至郡，前日之盗皆解刀剑而钩鉏，侯初剖符，固欲用昔人治渤海之策，竟践其言。夫致盗必有由，余前所谓贵豪辟产诛货，官吏征求土物是也，侯语余曰：“每祸事必有所激，非其本心。”呜呼，反本之论，固余之所服欤。…… 由于这段记载时代较早且内容颇详，涉及到了宋代畲人的来源、分布、社会面貌及其与官府和汉人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关系，历来为史家所重。笔者认为，这段文字包含的最为重要的信息，在于它所呈现的被视作“溪峒”之族的“畲”，与“省民”等其他各类人群构成的社会关系及其复杂多变的层次，这些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在整体上构成了宋代漳州地区社会文化的基本形态。首先，这一基本形态包含不同身份的“人群”（groups）。文中提到的在“溪峒”之外的人包括“省民”、“汀赣贼”、“贵家”、“豪干”“官吏”、“知书”及“土人”、“漳民”、“华人”等，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畲民”、“畲长”及“酋长”。这些“人群”的概念之间有的可能有交叉重叠，大体上除了可归入“官”与“民”这一组分类之外，更重要的可能在于“省民”（即所谓“版籍民”）与“畲民”（无籍之人）这一组分类上。其次，“人群”之间边界的不确定和身份的相互转化。“汀赣人”入畲即为“贼”，“知书”及“土人”亦有“陷畲者”，这些人原本非“畲”，但因“入畲”并脱籍化为“畲”似乎是平常之事，因而官府招抚畲人亦知以之为突破口，而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则是使畲人成为“版籍民”。可见，多层次的社会关系实际上都是由“版籍/无籍”衍生而来，社会矛盾的根源和主要表现也在于此。 在这种分类关系中，盘瓠神话虽被提及，但似乎并不能与后世畲族构成其族性（ethnicity）表达的祖先传说相提并论，甚至被认为是“受教于华人”而来，因此该神话并不具有“族裔群体”纽带的意义，“畲人”的意义更多是指在“贵家”、“豪干”及“省民”之外的“怙众据险，剽掠省地”的“盗寇”，而他们之所以啸聚山林、铤而走险，也是因为要逃避或反抗前者及其背后的“官吏”的欺压盘剥，因此，这种冲突实际上并不具有典型的“畲/汉”族群界线的意义，视之为社会阶层或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较为妥当——此时之“畲”可能多为落草为寇、聚众护利的汉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所谓“贵家”、“豪干”与“畲长”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所反映的地方社会的结构问题。包括漳州在内唐宋时期的东南边徼山地，尽管已有州县的设立、一定程度的开发和汉人社会的初步发展，但总体上仍属“蛮獠”充斥、林菁深阻之区，漳州地区行政建置的裁并不定，其原因即在于此。一方面，“蛮獠”在长期的“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的状态下聚峒而自存，所谓“山窦菁畬，猺獞时出为寇”；另一方面，在国家力量进入和控制甚为有限的背景下，“贵家”、“豪干”等纷纷崛起，他们在扩张地盘、积累财势（即所谓“辟产”、“侵疆”、“诛货”、“笼利”）的同时，也积极向官府靠拢，追寻“中原”祖源，宣称“华胄”正统，表达国家认同，努力使自己在一方的既得利益获得官方认可而合法化（所谓“请建州县”即其主要表现），从而跻身于正在形成的汉人社会之中（无论其原本出身为何），并以此划清与前者的界线。而被排斥在以这些权利集团为主导的地方社会之外者，即可能被指称为“贼”。宁化早期历史上的巫罗俊“请授田”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 巫罗俊，黄连洞人，洞为巫祖所开辟，今邑治即其故宅，地名竹条窝者也。罗俊年少负特殊勇，当隋大业之季，群雄并起，东海李子通率众渡淮，据江都，称吴帝，改元遣使略闽地。其时土寇蜂起，举罗俊就岗筑堡以卫众，而寇不敢犯，远近争附之。复运筹算，为程卓之策，开山伐木，泛筏于吴，居奇获赢，拥厚资，因以观占时变，益纠众辟土。武德四年，子通败死，时天下初定，黄连去长安天末，版籍疏脱，贞观三年，自诣形在上状言：黄连土旷齿繁，宜可授田定税。朝廷嘉之，授罗俊一职，令归翦荒以自效。是时罗俊所辟荒界，东至桐头岭，西至占岭，南至杉木堆，北至乌泥坑。乾封间，遂改黄连为镇，终其身称富庶焉。 出身“峒蛮”的巫罗俊开黄连洞时在隋唐之际，从这个角度说，这一边鄙之地具有很明显的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豪族”社会的特点；而比汀州“开化”更晚的漳州地区，至宋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类似的特点，所谓“贵家”、“豪干”之流，其族群和社会背景可能也存在某些复杂因素——包括许多出身“蛮夷”的地方豪酋通过与官府的相互利用与合作而进入正统社会的主体之中，成为南方汉人的重要来源及汉人社会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力量。 此外，“蛮獠”、“畲”本身的某些特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地方势力与族群格局形成变化的机制。如：傅衣凌先生在《福建畲姓考》一文查考出宋元以来畲族姓氏包括了陈、黄、李、吴、谢、刘、邱、罗、晏、余、张、许、袁、聂、何等十数姓，远非仅有传统上的盘、蓝、雷、钟四姓。傅先生的依据主要是与文献中出现的“头陀”、“渠帅”、“大老”、“酋长”等有关的姓氏，实际上已经点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被称为“蛮獠”或“畲民”者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族裔群体。也许我们换个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多姓现象：并非畲族包含许多姓氏，而是有许多人以“峒”、“畲”为聚落形态、社会组织和生产活动的形式，或者有“畲”依附于各姓豪族（如刘克庄所提到的“畲长李德”之类），他们与其他“贵家”、“豪干”一样，共同构成各据其地的地方势力集团，只不过相对于后者而言，他们保持着游离于“版籍”之外的状态，或者比后者晚进入汉人主体社会罢了。可以想见，由“畲长”变为“贵家”、“豪干”，或者由“贵家”、“豪干”变为“畲长”，这样的可能性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之下应该是存在的，而这一点也许正是所谓“多畲姓”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从《宋史》、《元史》等史籍中有关“峒寇”、“蛮僚”、“溪峒蛮”、“峒僚”及“畲兵”、“畲军”、“头陀军”的记载看，此类不同姓氏的“化外”势力集团长期存在于闽粤赣地区并拥有相当的实力。 显然，在这样的地方社会的结构特点之下所展开的地方史，都对应着一个边鄙蛮地如何转变为“汉人”社会的问题。而在这一问题的背后，则隐含着两个层面的“历史”：一方面，地方社会如何经历从“入畲为寇”到“籍峒为民”的转变；另一方面，“汉人”认同如何被建立起来，“蛮獠－畲”作为“异族”如何外在于“汉人”社会而长期存在，而与此同时，他们的“历史”又如何被表述以及自我表述，亦即相关的历史记忆如何被创造和传承、演变。为了契合身份转变并与整个地方社会的转变相适应，人们纷纷通过重构祖先的“历史”，来合理化其社会“现实”，并以之为基础展开一系列新的文化实践（如祖先祭祀、神明崇拜等）。以“南来－征蛮”的“英雄祖先”为叙事核心的族源传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创造出来并广为流传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