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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谁是“蛇种”之后？ 不过，许多畲民的集体“失忆”并没有使“畲/汉”之间的族群界线消失，特别是在明末清初因山地开发、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而大批从闽西南徙至闽中、闽东地区的“畲客”，由于他们作为外来者迁入了“土人”（畲客对当地原住“汉人”的称呼）的地盘，因而其“异族”的身份和特征往往更易被突显出来，使“畲/汉”界线划然，如乾隆间“连深山中有异种者，曰畲民，五溪盘瓠之后也。……不知何时而连、罗、古田间多有是种，盖上游诸郡所无也。其民短衫跣足，妇人高髻蒙布，加饰如璎珞状，亦跣而杂作，以其远近为伍，性多淳朴，亦受民田以耕，谓平民曰‘百姓’。” 时至清末，在经历长期“进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随着双方更加密切的接触与融合，越来越多的畲民习得了汉文化（如家族的观念、文字与仪式传统等），甚至有科考登第者，“畲/汉”族群关系的表达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明显的特异外在特征不再是主要的分类标签，而是转而强调“种”、“族”与“血统”的迥然有别，如《侯官乡土志》称：“畲之种，畲亦作邪，不知其何所祖，或为槃瓠后也。……礼俗不通，言语不同，久已化外视之矣。近数十年来渐与土人同化，雷、蓝二氏间或侨居省城，且有捷乡、会试，登科第者。然其种界划然，族类迥异，大抵与两粤之猺，滇、黔之苗同一血统，乌得不区而别之？”这段文字很明白地表露出当地“汉人”对一群原来的“化外之民”竟然摇身变为与士民同侪所怀有的戒心，因此特别强调对这些“假冒汉人”应“区而别之”的重要性。而若要做到这一点，在当地的社会环境与话语氛围之中，最为直接、最为有效也最为方便的办法，就是在“种”、“族”上为其寻找、附会或证明某一“非汉”的“血统”和祖先来历。其中，可用的标签除了广为南方汉人所熟悉和惯用的“猺”、“苗”之外，本土的地方史中“非汉”的“异类”象征——“闽越族”、“无诸族”，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现成的、可以信手拈来的符号资源。 清代中叶以后，随着山地经济开发的渐趋成熟，以闽江、汀江、九龙江等流域及山海相连为纽带的市场网络的缔结，福建地域社会已经基本完成了以汉人家族为主体的社会形态建构，并形成了结构化、象征化的“畲（居山）－汉（居平地）－疍（居水）”的族群格局。在以宗族为中心和主要表现形式的“汉人－汉文化”认同成为地方社会主流话语的大背景下，民间普遍以“闽越族”、“无诸族”遗裔来指称和定义闽地的畲、蜑等“非我族类”。与此同时，福建的文人开始意识到“闽人”、“闽地”之“闽”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特殊位置以及文化上的象征意义，为尽脱“蛇种”之嫌，他们纷纷改用较为“中性”的“东越”、“冶南”等来称闽地之古者，从而在地方史的书写和记忆的重构中表现出某种“去闽化”的倾向和情结。对此，同为闽人的饱学之士梁章钜提出了批评，并对“闽”的含义做了一番不厌其烦的重新考量： 福建之为闽，自古及今无异，而今西北人或并以蛮称之，吾乡士大夫，又或并闽之名而不居，而别为称曰东越，曰冶南，皆未详考也。莫古于《周礼》八闽、七蛮之分。郑注：“闽，蛮之别也。”《国语》曰：“闽，芉蛮矣。”按此所引《郑语》史伯之词。上言荆王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逃难于濮，而蛮季紃自立，乃曰蛮、芉蛮矣。谓叔熊既避难居濮，而从蛮俗也。彼不作闽者，贾《疏》谓后人转写者误，郑氏以闽为正。叔熊居濮而蛮，后子孙分为七种，故谓之七闽。然考《史记·楚世家》，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是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帝季狥立。是叔子居濮在宣王世。《周礼》为周初之书，安得先有叔熊之后分七种为七闽之理？且《牧誓》武王伐纣时，随从之国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种。孔《传》云：“庸、濮在江汉之南。”杜预《左传释例》直云建宁郡南有濮夷。建宁郡乃蜀汉时改益州所置，其地当属梁，益在今四川、云南间。七闽果叔熊居濮之遗裔，何地之相隔绝远耶？许氏《说文》云：“闽，东南越，蛇种，从虫门声。”所指东南，较濮之在西南得其实。然蛇种之言，实不知所据。近人有据《说文》谬称闽人为蛇种者，先叔父太常公驳之云：“《汉书》明言迁其人于江淮间，则今江淮间民乃真蛇种，而今之闽产无与焉。”最为痛快，近人无以难之。窃思今之连江、罗源及顺昌诸邑山谷间，有一种村氓，男女皆椎髻，力作务农，数姓自相婚姻，谓之畲民，字亦作佘，意即《汉书》所云“武帝既迁闽越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其逃亡者自立为冶县。”此即之遗民，而佘之音与蛇同，岂许氏承讹，遂以为蛇种欤？且蛮之字，许氏亦云蛇种，安得蛇种之多如此？岂闽与蛮名异实同？然《周礼》又何以七、八别数欤？窃谓草昧之初，南方闽蛮，未通中国，其人率皆蚩蚩蠢蠢，故其字从虫以象之。即如古狄字亦从犬，至犬戎则直以犬为名。又如獯鬻、猃狁之类，字皆从犬，又岂得尽以犬种称之？尝考《山海经》，谓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蛮东，在闽西北。则浙西为蛮，浙东南为闽，审矣。闽之置郡，始于秦之闽中郡。然秦之闽中郡地大，实兼得汉会稽、豫章二郡之半。杨雄《扬州箴》曰：“闽越北跟。”夫东越在《禹贡》扬州域，而云：“闽越北跟”，则闽越者，南越也。《文选·魏都赋》：吾、蜀二字曰：“仆党清狂，怵廹闽、濮。”是吴即闽也。张协《杂诗》云：“闽越衣文蛇”，李善注引苏武书曰：“越人衣文蛇。”是越即闽也。宋之问《早发始兴口》诗：“候晓逾闽障，趁春望越台。”是韶州曲江亦闽也。李白《题元丹邱山居》云：“来游闽荒，扪陟穷禹凿。夤绿泛潮海，偃蹇陟庐霍。”此盖用《史记·河渠书》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之语。是庐、九之间亦闽也。独孤及《邕州马退山茅亭记》云：“是亭也，僻介闽岭。”是岭南西道亦闽也。韩文公《送惠师》诗：“尝闻禹穴奇，东去觅瓯闽。”又据《胡珦神道碑》云：“至闽南两越之界。”夫两越者，东越、南越也，而在闽之南，则会稽、豫章皆闽也。《史记》：“吴太伯奔荆蛮，号曰句吴。”司马《索隐》云：“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则是古人合蛮、闽、吴、越而一之。若今时封畛攸殊，各有管辖，则不得竟以蛮为闽也，则又何必辞闽之名而不居，而自诩曰东越、曰冶南以为古乎？ 这大概是历史上对“闽”及“蛇种”之说所作的最为详尽的考证了。文辞虽繁，其意但二：一，“闽”、“蛮”之谓乃以“虫”象“未通中国”前其人之“蚩蠢”，而非所谓“蛇种”。二，即使“蛇种”之说有其所指，亦当为许慎由“畲民”之“畲”音与“蛇”同“承讹”而来，意即“蛇种”乃专指闽地之“畲民”而言，与其他“闽人”无涉。有趣的是，梁氏提到在驳斥闽人为“蛇种”之谬时，其叔父所谓“《汉书》明言迁其人于江淮间，则今江淮间民乃真蛇种，而今之闽产无与焉”之说（按：闽越人徙江淮间之说始见于《汉书》之前的《史记·东越列传》，后人均沿用此说），最为痛快淋漓，其言下之意是：闽虽古为蛮地，但“闽蛮”之族早已尽徙他地，因而今之闽人当为后世“中原衣冠”而迁于闽地者。在此，经典化的历史记忆再一次被重拾起来，并在新的历史书写中被赋予了新的现实意义。 四、小结 近年来，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和视野拓展，人们对东南地区社会文化体系及其历史过程有了更整体性的认识。在围绕“蛮夷之地”如何转变为以“汉人”、“汉文化”为主导的地方社会这一主题的讨论中，由汉人“南迁”与土著“汉化”这两条线索所构成的历史脉络，已经成为该区域历史叙事的基本框架。不过，本文的例子也呈现了这一脉络的另一个侧面，即：以地方志与谱牒编纂的互动为表现的对族源传说及祖先移居等“过去”的选择、改造和重构，在塑造了地域传统中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时，也塑造了地方社会的变迁本身，流布闽南的“陈元光入闽平蛮獠”故事所对应的，实际上是该区域从“豪酋社会”演变为“家族社会”的一个基本“结构转型”。 在这一过程中，“英雄祖先”的故事创造了与汉人正统性的连接，定义了身处“华夏边缘”的人群在以国家认同为象征的“文化版图”上的位置。同时，他们“指认”出一个文化上的“他者”（ethnic others）来界定和维系自身的汉人认同，并创造了一条开放和流动的“畲/汉”边界。围绕这条边界所展开的历史，既是地方社会生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又是以故事的“口传”与地方史和谱牒的“书写”之间的互动为表现形式的历史记忆的不断重构过程。 因此，对于一个地域社会的历史过程而言，历史记忆的重构并不仅仅表现为某种主观认同上的“建构”或“操弄”，也不单纯是某种“历史心性”或“话语”逻辑的表达，更不是只停留在“虚构”或“层累”的层面上，而是同时参与甚至塑模了社会、经济与文化实践的过程，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认识到这一点，将有助于扩展民族史研究的视野，更加充分地体现民族史研究之于社会史、文化史以及总体的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价值。 （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2009年第6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