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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北大学史学教育溯源 华北大学的史学学科，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华北联合大学的史地系，一是北方大学的史学部分。兹先论华北联大的史地系，次论北方大学的史学部分。 1939年7月7日，在延安的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工人学校、战时青年训练班合并成立华北联大，并于7月12日由延安出发，奔赴晋察冀敌后根据地。[16](P20-21)到达晋察冀根据地不久，就遭遇了日本扫荡，学校条件非常艰苦，只能随时准备转移，分散住宿，边战斗边学习，下设单位也经常变动。史地系最早可追溯到建校之初的“社会科学部”(共四个部，其余三部为文艺、工人、青年)中的历史学部分，1942年7月，历史地理系在法政学院成立。[17](P261)在日寇的疯狂扫荡中，法政学院和文艺学院1942年11月后都暂时结束，只有教育学院保留下来[18](P4)，华北联大的史地系一度因抗战形势紧张而中辍。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北联大迁到张家口，“恢复大学建制，延长学习期限，成为新型的正规大学”，分设法政学院、教育学院、文艺学院和一个文艺工作团，主要目标是“培养青年参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建设工作”。[19](P26-27)1945年12月，史地系在教育学院恢复设置。[20](P51)教育学院的任务是“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教育行政干部和中等教育师资”，除了全校统一的思想教育课程外，教育学院还设置了共同业务课“教育概论”和“文教政策”。史地系另有专业课“中国通史”“近代世界史”“中国地理”“历史研究法及教学法”“地理研究法及教学法”等。1946年7月以后，由于形势变化，华北联大决定“精简学系，缩短学习期限”，史地系的课程“大大精简了”[21](P16)。至于什么课程被精简，什么课程被保留，尚未找到可靠的资料。 时至今日，华北联大史地系任课教师的情况以及课程讲授情况已较为模糊。不过从相关回忆录等文献中，可以勾勒出“中国近代革命史”的授课情况。彭明曾回忆说： 这既是教育学院的共同课，也是我们史地系的专业课。这门主课的主讲教师是胡华同志，有一段时间胡华同志生病，所以由浩川同志代课。[22](P53) 据《胡华自传》可知，胡华于1940年4月就开始在华北联大社会科学部和工运部担任“中国近代革命史”教员，授课依据的资料主要是成仿吾编写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史提纲》(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和陕北公学讲授)，以及何干之借给他的二三十本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问题的书籍。但是他在1945年12月到张家口市总工会工作，暂时离开了华北联大，直到1946年10月华北联大撤出张家口，才返回设在束鹿县(现为河北省辛集市)的联大，担任教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和史地系副主任，并重新教授“中国近代革命史”。[23](P285-286) 在胡华离开华北联大的这段时间，担任“中国近代革命史”教员的应该是智建中。智建中1937年7月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曾在1941年2月兼任“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历史教员，讲授“中国史”，后担任延安大学教务科科长，负责日常的教学行政工作。1945年10月随八路军东进纵队离开延安，同年12月到达张家口的华北联大。在联大期间，讲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兼任教学组长。1946年6月继续随纵队东进。[24](P106-115) 智建中赴东北之后，联大的“中国近代革命史”课程或曾中断过。1945年12月进入华北联大史地系就读的彭明不仅提到了智建中“任‘中国近代史’课”[25](P52)，还提到了联大转移到束鹿之后，史学课程比较缺乏： 作为史地系学生的我们，总在想着，能够有一位讲中国近代历史的老师来给我们讲课就更好了。忽然有一天，村里出现了一位新人……这就是学校给我们派来的胡华老师，时任史地系的副主任。[26](P25) 彭明还回忆道，胡华讲授的课程正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热情洋溢，语言生动，史料感人，头一堂课就给大家带来很好的印象”，而当时条件虽然非常简陋，学生们“席地而坐，膝盖就是书桌”，但学习热情很高，“不停地在记笔记”。[27](P25) 由此可知，虽然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联大主客观条件都非常有限，但仍力图安排好教学。从史地系的课程设置看，分为共同必修科和史地系必修科两大类，共同必修科课程有中国近代革命史、社会发展史、国文等，史地系必修科有中国通史、近代世界史、中国地理、历史研究法及教学法等。[28](P129-132)从教学重点看，重视中国近现代史，及史地系学生要学习国文、地理，是比较清晰的。而这些信息，在“漫谈”中都有体现。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华北大学史地系课程是在华北联大史地系课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1946年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邢台成立了北方大学，由历史学家范文澜担任校长。学校陆续设立文教、财经、工、农、医等七个学院和经济、历史两个研究室。与史学有关的机构是文教学院和历史研究室，范文澜、刘大年等人是其中的骨干。北方大学文教学院的情况已经有些模糊，最值得关注的是历史研究室，当时学生的回忆也重点突出了历史研究室： 历史研究室建于1946年初，历史教员3人，根据教学需要，成立历史小组。1946年7月，历史教员增为5人，在范校长指导下成立历史研究小组，主要任务是编辑教材。1947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打来电报，要范校长聚集人才，把历史研究工作继续搞好。1947年暑假，以原历史研究小组为基础成立了历史研究室，范校长兼主任。开始有研究员8人、研究生1人，后增为研究员11人，研究生2人。他们是：尹达、刘大年、王可风、王南、尚钺、丁易、刘桂五、荣孟源、纪志翘、牟安世、杜千秋、靳鲁雨等。该室主要任务是在范校长的领导下，修订《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简编》。研究室的成员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还给文教学院、财经学院、工学院、医学院授课。[29](P23-24) 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力量之强，从以上名单中就可窥见。范文澜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尹达、刘大年是1949年之后中国史学界长期的实际领导者，尚钺和荣孟源是1949年后曾被大规模批判的史学家。《华北大学第二部教育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附有一张课程安排表，其中显示史地系课程主讲人为：尚钺(“中国近代史”)、尹达(“中国通史”)、刘桂五(“近代世界史”)、王南(“史学方法研究”)、孙敬之(“自然地理”、“中外地理”)。前四位，都是来自北方大学。 北方大学开设的史学课程及其授课效果，只能从一些回忆材料中再现一二。文教学院的史学课程有“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党史等。[30](P64)范文澜处理行政事务之余，会亲自给学生讲授“社会发展史”、“中国通史”及《联共(布)党史》。[31](P51-52)除了固定的课程，还有演讲会。刘大年指出，范文澜曾经在1946年夏天暑期讲演会上讲过《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32](P184-185)也有当时的学生回忆党史的学习情况： 在北大(按：北方大学)系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等一系列的有关党的斗争史。对许多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记得历史研究室的孙超同志讲共产党的成立，五次反围剿和省港大罢工等课，给我的印象都很深。[33](P83) 讲课效果，可能因人而异，也有材料反映有学生对某著名教授的讲课效果提出批评意见： 有一次，一位著名的历史教授拿着学生提意见的纸条当众宣读，其中一条意见写道：“老师讲课不生动，我原来对历史很有兴趣，听你这么一讲，我学历史的趣味都没有了”。念了之后，引起哄堂大笑。[34](P27-28) 在这篇文章中，引起笔者特别注意的事情，除了讲课效果外，还有一个是指出当时北方大学的主政者和教师主动积极地听取学生的意见： 学习中，提倡民主作风，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既耐心帮助别人，也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特别是教师，能够经常虚心听取学生的意见。有的意见虽然提得很尖锐，甚至很刻薄，但教师也能虚怀若谷，从善如流。[35](P27) 也就是说，在北方大学，教师或相关人员虚心听取学员意见，是经常性的，而且也能认真对待学员的意见，正如前述著名教授对学生批评其讲课效果不好而诚挚道歉一样。联系到“漫谈”，大约可以感觉到，这种相关管理人员或教师通过“漫谈”等方式，认真听取学生对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意见，是党办大学的一种惯例。明乎此，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何会有这份“漫谈”的产生。 综合以上分析，大致可以作出以下判断：华北大学的史学教育是在整合了华北联大和北方大学两个机构相关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大体上说来，课程设置可能主要继承了华北联合大学，而师资上，则以北方大学为中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