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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 本文借助《史地系小组漫谈对课目的意见(共两组)》这份新发现的材料，粗略梳理解析了华北大学史学教育的一些情况。笔者以为，只有将这份文献放置到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以及革命史的大脉络中，才能将这一文献透露的信息解读清楚，并更好地认识到这一文献的价值：华北大学的史学教育，既是“战时教育”的具体体现，也是“战时史学”的具体体现。正是由于华北大学的实践，1949年之后中国大学的史学教育才能在短时间内，从民国时期培养专精的史学研究者模式向“为革命服务”的新模式转变。 这一论断主要基于两点认识。第一，华北大学的史学教育是“革命史观”在教学中的全面实践，为1949年之后的教学积累了必要的经验。这种教育的性质是“战时教育”，其内容则是“战时史学”。关于“战时史学”，王学典教授曾经指出： 所谓“战时史学”是在战争中产生的、以“战时历史观念”为灵魂的、从属于救亡与战争的史学规范，它由“战时历史框架”、“战时学术导向”、“战时文化心理”和“战时历史观念”等几重内容构成。[58](P4-5) “战时历史框架”和“战时学术导向”在华北大学史学教育中的最显著体现，就是“革命史观”在教学中全面实践，“中国近代史”、“近代世界史”、“美国侵华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史”等课程，都是以“革命”为重点，这一点在“漫谈”、《华北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吴玉章《在华北大学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及“方案”等文献中皆有体现。而“战时文化心理”和“战时历史观念”等，在上述文献及《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等文件中亦有体现。比如“方案”特别指出：“教学是政治任务，是革命宣传，所以应有慎重负责的态度。”[59](P7)可以说，无论教学是“革命宣传”的精神导向，还是“革命史观”为导向的教学重点，都对1949年以后的史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点认识是，以“革命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类教材在华北大学时期初具规模，影响深远。当时的华北大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主要聚集地，这些史学工作者聚集在一起，主要任务就是编写相关教材。 一、中国历史研究室，由范文澜同志兼主任，刘大年同志为副主任。现集中力量研究并编写中国近代史。二、哲学研究室，由艾思奇同志兼主任。现集中力量研究并编写中国近代哲学史。[60](P29) 后来在实际运作中，第四部的任务有所扩大，曾任第四部研究员的赵俪生回忆到： 第四部的研究课题当时是有限的，几个青年人帮范老修订与续写《中国通史简编》，这是一个课题。由范老带头、由支部书记刘大年实际领导的《中国近代史》，又是一个课题。由艾思奇担任组长、由我担任副组长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思想的，又是一个课题。[61](P195) 毋庸置疑，《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社会发展史》(艾思奇)、《美国侵华史》(刘大年)、《中国历史教程绪论》(吴玉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胡华)及《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李何林)等教材或著作，对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文史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这些教材与著作和华北大学皆有着直接的关系，有的是在此时定稿、出版，有的是在此时孕育写作。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华北大学的史学教育虽然存在不足，但是坦诚积极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不足。“漫谈”显示了华大学员对教育质量有更高的要求，希望课程设置更合理，讲解更清晰，能够提供优质的教材等，体现出革命青年认真学习的进取意识。而教学管理组织者也能够积极倾听学员的意见，并及时解释、改进，体现出革命大学教育工作者努力工作的负责风气。字里行间，渗透出一种坦诚积极的精神，这种精神，不应该是仅仅在革命年代才有，这种精神，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宝贵财富，也是大学教育者应当继承发扬的优秀遗产。总之，作为解放战争时期党办大学的代表，华北大学虽然短暂，但是在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