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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个科技和传媒主导的社会，还有更多因素影响新北京人的生育观以及生育行为，诸如堕胎技术的发展，随处可见且营养配方多样的奶粉，经验丰富也高价的月嫂，以及月子会所，等等。随着医学科技的高速发展与摄影术的相得益彰，要借助于群体化仪式性呐喊而实现的生命的神秘与神圣性，也被冰冷的医疗仪器和高清的镜头消解，成为可观看的受精卵细胞按部就班的裂变过程。奶粉的出现与随处可得，强有力地挑战着千百年来祖辈视为天经地义的母乳喂养。顺应当代都市生活节奏、消费心理并裹挟媒介霸权而出现的专职月嫂、月子会所，在调节着代际之间的冲突的同时，也强有力地挑战着公婆和家母这些伺候月子的传统型权威。当然，精心打造的职业化月嫂，如有儿科护士背景的月嫂，在传递现代育儿理念的同时，也在一定意义激活些许传统，诸如结合中国传统的养生观、按摩法等来照顾产妇与婴儿，等等。事实上，在并未改变的中国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出人头地的群体心性下，因为对科学的迷信，权威的产科医生、高价的职业化月嫂和孕育孩子而功成名就的母亲都正健步走上神坛，大有成为新的神异型权威的势头。 五、回归日常 文化的传承有前喻、并喻与后喻三种形态。[59]就本文浅描的新北京人的生育而言，这三种形态显然是共存的并可能在同一个案例中叠合出现：既有母女链条的纵向传承，也有依赖现代信息传媒同代人之间的相互学习，还有子女将自己从医生、同辈以及书本上学来的“科学”的生育理念、知识反哺给长辈。不仅生育习俗如此，成人礼、红白喜事这些人生仪礼在当代中国都是这样一种动态的赛局。无论称之为都市民俗学抑或现代民俗学，关注当下、日常生活的民俗学正是要再现这种处于过程中的动态的赛局。从前文的梳理可知，这实则是中国民俗学的优良传统。本文正是继承了七八十年前前辈开创的这一优良传统。 在一定意义上，从“庙会”和“庙市”两个语词之间的更迭，可以看出正是在科学、进步、发展、革命名义下对“乡土宗教”[60]整体性背离、遗弃后，北京城从一个神圣的大农村向的物化的国际性大都市的演进历程。[61]这实则是近两百年来，在救亡图存的革命语境和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创新语境中，整个中国世俗化、现代化的一个缩影。千百年来，绝大多数中国人践行的人生仪礼是因为对生命的敬畏，从而以“敬老护幼”为目的，与神灵紧密相关的群体性的趋吉避邪祝福等通过仪礼就是其表现形式。 虽然还是按照基督教等制度性宗教为参照物来定义他所谓的“民俗宗教”，但宫家准将人生仪礼与年中行事（即岁时节庆）一样，纳入其民俗宗教的研究范畴显然是深刻而富有洞见的。[62]如果说王纯厚基于局内观察法所浓描的七十多年前的北京生育礼俗是宗教性的，神圣而神秘，是乡土宗教的一个部分与侧面，那么当下新北京人的生育习俗则基本是在“科学”名义下的理性抉择。新北京人群体性主动抛离的正好是旧有生育礼俗中因不确定性而不得不面临生死的神圣的一面。因此，从新北京人生育习俗的动态赛局，我们同样能一窥北京城以及近现代中国整体上去神化——渐渐远离乡土宗教与文化——而世俗化、理性化的历程。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土地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线性地标示着精英阶层操控和引导的宏大历史，其实有着内在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一致性。[63]在不同时代精英的启蒙、呼召、感染、教化甚或强制下，民众自觉地日常生活的革命，即周星所言的“生活革命”，事实上是改革开放后近40年才真真切切地在民众的主动追寻下，自觉不自觉地完成的，虽然其中有着阵痛、起伏，有着巨大的时间差、地域差和群体差。新北京人生育习俗的动态赛局正好从最细微之处揭示了“日常生活革命”的主动性、自觉性与群体性。 悖谬的是，背离乡土与传统礼俗的日常生活革命的大致完成，却是主流意识形态要弘扬国学与传统文化的起点。当民众已经在百余年的鼓吹和教化诱导中实现自我更新而以巨大的热情和能量拥抱以“西方”为标杆的都市及其生活方式时，要以敬拜天地且混沌一体的农耕文明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再次卷土重来似乎多少有了“不可为而为之”的莽撞，对“乡愁”的审美化招魂、鼓吹、经营与消费，也就有了痴人说梦的悲喜剧色彩和荒诞感。 作为一种认知范式的都市民俗学，即关注现代性的新的中国民俗学，也非仅仅以都市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学，正是要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来观察、描述、探析这些动态历程的复杂性、多样性，不确定性或可能性。 （本文原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年第1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