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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社会学创建时期，美国著名的民俗学家、社会学家孙末楠和他关于民俗的学说一同被介绍了进来。因为派克在始终重视民俗研究的燕大社会学系对孙末楠民俗学说的宣讲，孙末楠的民俗论对燕大的民俗学、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如对于民俗的理解发生了从风俗到礼俗的整体转型。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孙末楠的社会学》中，基于对孙末楠关于民俗、德型阐释的译介和梳理，黄迪对民俗的定义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后中国民俗学界定民俗的创造、享用和传承等基本意涵。 关键词：孙末楠；民俗；德型；黄迪；燕大； 作者简介：岳永逸，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100875)。 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平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民间文学及民俗学研究(1937-1949)”(项目编号:14BZW153)阶段性成果 一、重视民俗研究的燕大社会学系 1922年，燕京大学(燕大)创办了社会学系，由美国人步济时(John.S.Burgess,1883-1949)任系主任，开设的课程以及研究成果多与宗教相关，内容侧重于宗教服务，“明显具有外国宗教服务性的特点”。1924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获取哲学博士学位后，28岁的许仕廉归国。同年，在甘博(Sidney.D.Gamble,1890-1968)的推荐下，许仕廉赴燕大社会学系任教，并于1926到1933年出任该系系主任，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第一位中国籍系主任。就在这一时期，吴文藻(1901-1985)、雷洁琼(1905-2011)、杨开道(1899-1981)、李景汉(1895-1986)等留美才俊，纷纷加盟燕大社会学系。稍晚些，燕大社会学自己培养的学生李安宅(1900-1985)、赵承信(1907-1959)、严景耀(1905-1976)等在赴美深造后也纷纷回母校任教。 在担任燕大社会学系主任期间，许仕廉明确提出了“本土社会学”的理念，确立了燕大社会学中国化学科建设的基点，逐步缩减宗教性课程，初步建立了中国化的社会学课程体系，有选择地引入了人文区位理论，开拓了社会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学术路径。1927年，许仕廉主持创办了《社会学界》年刊，1928年主持创办了偏重于“乡村建设”的清河试验区。1928-1929学年度，燕大社会学系的课程有了相对完整的四个板块，即社会理论与人类学、应用社会学、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该系学生人数也跃居全校第二，选修社会学系课程的人数达604人，比上一个学年度增加了78人。到1932年，社会学系的毕业生人数已经是燕京大学各系之冠。 就许仕廉主政燕大社会学系时期的科学研究而言，“中国风俗研究”位列在人口、犯罪、劳工、乡村、社会思想史、家庭状况、种族问题、人民生活状况和社会运动状况等十大研究之首。1927年，粟庆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周代婚嫁礼俗考》。为了加强研究，并符合学生兴趣、意愿，从1931年开始，燕大社会学系从三年级起施行了“个人导师制”。每人可选专题研究，由学系指定导师。这样，学生选择自由、易于专精，师生之间也可以往复切磋。 1933年，吴文藻接掌社会学系系务。他延续社会学系既往的方针，继续高举社会学本土化的大旗，亦注重民俗学的研究。在教书之外，吴文藻“自己研究特别注意社区研究方法”，“注重学生研究工作”，还指导学生课外的出版和研究事宜。1934-1935学年度，许地山(1894-1941)在燕大社会学系开设了“中国礼俗史”。1936年，吴文藻休学术年假，游学欧美，社会学系主任由张鸿钧(1901-1972)接任。1937年春，张鸿钧因任他职，系主任由赵承信代理。是年夏天，归国的吴文藻复主系政。1937年，杨堃(1901-1998)开始在燕大兼任讲师，开设了“家族制度”。1938年，吴文藻南下后，系主任仍由赵承信代理，杨堃、黄迪(1910-?)等留守北平。同年，社会学系开启了对作为“社会学实验室”的平郊村(前八家村)研究，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1946年，燕京大学还校北平，平郊村研究又迅疾恢复展开，林耀华(1910-2000)也加盟其中。 根据傅愫冬的统计，1927到1933年间社会学系的87篇毕业论文中，民俗学8篇，约占总数的9.2%。费孝通(1910-2005)的《亲迎婚俗之研究》、陈怀桢的《中国婚丧风俗之分析》都是完成于1933年。1932年，运用个案研究法，基于50个人访谈的案例，姚慈霭对婆媳关系的历史背景、婆媳之间的心理关系、冲突的主要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1934年，燕京大学关于民俗的学士论文出现了一个小高峰，计有5篇，分别是：张南滨的《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发展》、刘纪华的《中国贞节观念的历史演变》、陆懿薇的《福州年节风俗的研究》、汪明玉的《中国杀婴的研究》、刘志博的《北平印子钱之研究》。1935年的毕业论文中，除林耀华、陈礼颂研究闽粤的宗族之外，邱雪峨的论文直接以“礼俗”命名，研究的是清河试验区的产育礼俗，即《一个村落社区产育礼俗的研究》。其中，费孝通、陈怀桢、张南滨、陈礼颂、邱雪峨论文的指导教师都是吴文藻，刘纪华、陆懿薇、汪明玉、刘志博四人的指导教师是杨开道。 为何如此重视民俗研究?这得回到中国社会学在开创之初主要继承美国社会学传统的中国社会学运动的发展脉络中来。其中，在1906年出版了Folkways一书的美国民俗学家和社会学家孙末楠(William G.Sumner，1840-1910)，又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 在初创时期，燕大社会学系基本是有着教会背景和身份的外籍教师，诸如步济时、甘博等。在许仕廉执掌社会学系后，燕大社会学系的教师渐渐以有着留美背景的华人为主。无论是许仕廉还是吴文藻，这些留学归来的才俊们在经常走出去的同时，也不时聘请欧美一流的学者来华讲学。这样，燕大社会学系的师生对同期国外研究的动向、思想、学派有着及时、广泛且不乏深入的了解，并使得燕大社会学系的教学水准、研究层次、创新精神在同期中国大学的社会学系中，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 因为步济时和甘博的关系，燕大社会学系初期的师生们对1914年美国的“春田调查”(Springfield Survey)并不陌生。1918年9月起，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当时还是北京青年会的干事甘博和步济时受春野城调查的影响，开展了对北京的调查，其成果即至今仍有影响的《北京社会调查》。1932年秋天，许仕廉迎请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派克(Robert.E.Park，1864-1944)来燕大讲学。派克将其以研究美国都市为主的人文区位学(Human Ecology)系统介绍到了中国。在相当意义上，人文区位学是反抗改良式社会调查的产物，研究的是人类的社区和人与人的关系，竞争、互助、共生(关系)等是其关键词。在强调实地观察、访谈的同时，人文区位学也有着历史的视野。1935年10月，当时翘首世界的功能主义大师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1881-1955)来燕大讲学一个半月，系统地介绍了其偏重于初民社会研究的功能论与比较社会学。1936年秋，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怀特(Leslie Alvin White，1900-1975)在燕大社会学系讲授人类学及方法论，德国的经济学家魏特夫(K.A.Wittfogel，1896-1988)也于此时受聘前来燕大指导研究。1947年，派克的女婿、时任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系主任瑞菲德(Robert Redfield，1897-1958)来燕大讲学，主讲其关于乡土社会的研究。 与这些亲自前来燕大现身说法的名家不同，孙末楠是一个虽未出场却对包括燕大社会学在内的中国社会学界以及民俗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度影响的美国学者。 二、孙末楠民俗学说的引入及运用 孙末楠(又被音译为撒木讷、萨姆纳等)，1863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在瑞士日内瓦、德国哥廷根和英国牛津游学三年后，他于1866年回到耶鲁大学任教至终老，主要从事政治与社会科学方面的教研工作，包括币制和财政、社会学以及民俗学等。期间，孙末楠曾于1869至1872年离职做了三年牧师。孙末楠长于辞令，读大学时，每次辩论赛都是获胜者。在教学上他勇于创新，是最早将《纽约时报》作为课堂教学资料的教授之一，因此其教学深得学生和同事的好评，甚至被不少教授效仿学习。1876年，他在耶鲁开设了社会学课程，是美国教授社会学的第一人，并率先使用持进化论观点的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社会学研究》(Study of Sociology)作为教材。这在耶鲁大学引起轩然大波，虽然事端最终得以平息，却使孙末楠几欲离开耶鲁。孙末楠博学多才，精通英、法、德、希腊、拉丁、希伯来等多种语言。在45岁之后，他还学会了瑞典文、挪威文、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俄文和波兰文。 广泛阅读的孙末楠，勤于笔记，以至于他常专门雇请一位书记员帮助自己抄录读书笔记。在临终前，孙末楠写满劄记的读书卡片积满了整整五十二箱，约十六万张。这些劄记卡片每张长八寸半，宽四寸半，因内容不同而颜色有别：从书上抄下来的文章，是白卡片；书目是红卡片；孙末楠自己的观察与论断，是绿卡片；文章的纲目，则是黄卡片。对这些卡片，孙末楠倍加珍惜。晚年，有一次邻居家失火，怕延烧到自己的房子，他就把一箱一箱的卡片，从三层楼上的书房搬到了楼下的后院中。在火熄之后，没有力气再搬回原处的孙末楠只得雇人来搬。正因为建构了庞大的“数据库”，其著述中资料的博洽、事实的充分深得好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