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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民俗———后来也经常被称为“礼俗”———的研究在燕大社会学系始终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当然，就整体情形而言，燕大的民俗学研究与当时社会学运动发展的阶段相吻合。在相当意义上，在同期的社会调查与乡村建设运动中，清河试验区虽然有新的突破、尝试，但其底色还是出于社会改良的“乡村重建运动”。自然而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半期，也即燕大社会学系的清河试验区时期，虽然有数篇对某个村落自然、地理、历史、人口、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组织、教育、娱乐等“概论”的全景记述，但立足于某一民俗事象的“社会学调查”、社区研究并不多。因此，邱雪峨的《一个村落社区产育礼俗的研究》，俨然同期毕业论文中的另类。反之，前文所罗列的1933-1935年的燕大关于民俗研究的不少学位论文都有着“社会调查运动”的特色，更加偏重的是民俗在面上的广博状态，是区域性的、长时段的，明显有着“概况”“概论”性质。而且，可以简单地称之为“风俗学”，抑或说“区域民俗学”的这些研究，明显有着孙末楠和派克一路下来的浓郁的“人文区位学”的影子。 卢沟桥事变后，清河试验区也被迫中断。在新任系主任赵承信的张罗、主持下，留守在北平的燕大社会学系的民俗学研究，也就进入赵承信、杨堃、黄迪等人领军的对燕大“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之基于局内观察法的社区研究时期。在前，燕大社会学系的民俗学研究大多都是围绕平郊村展开的，不少论文的题目都是别有深意地以“礼俗”命名，诸如：“一个村庄之死亡礼俗”“北平婚姻礼俗”“北平妇女生活的禁忌礼俗”“北平儿童生活礼俗”等。因为强调礼与俗之间的互动，在经验研究中贯穿着文献和历史的视角，“风俗”不再被频频使用。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民俗学或者又可称之为“社区民俗学”。限于篇幅，这一转型的详情将他文再述。 （本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18年02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