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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外 相比西安、洛阳、邺城等几大古都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六朝古都南京的考古发掘却相对滞后。近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学锋教授接受《文汇学人》访谈,从此前六朝建康城发掘滞后的原因讲起,兼述个人研究,最后谈及对未来的展望。 张学锋认为,认真梳理历史文献,不轻信明清以后的方志及地方文人著述,是复原出六朝建康城基本框架的重要一步。然而,像都城墙、环濠、城门、宫城墙、宫殿、水系等构成都城的具体要素,最终还是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一点一点摸索。 最早将建康城发掘资料纳入研究视野的是卢海鸣《六朝都城》(2002),其后,建康城发掘主持者王志高与罗宗真合著的《六朝文物》(2004),以较大篇幅介绍了早期建康城发掘资料。几乎同时,发掘者也在不同场合撰文对建康城的部分发掘成果做了介绍,如《六朝古都 掀起盖头》(2004)、《南京大行宫地区六朝建康都城考古》(2004)、《南京发现的孙吴釉下彩绘瓷器及相关问题》(2005)等。张学锋2006年发表文章,对建康城发掘作专论后,增订为《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发掘与复原》一文。 六朝建康城被直接压在今南京市核心区域之下,是建康城考古工作无法与北方古都比肩的最重要原因 文汇报:中国的几大古都中,西安、洛阳、邺城等都城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近几十年来进步显著。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就您所知,目前在考古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张学锋:正如你所言,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几大古都中,如秦阿房宫遗址、西汉长安城遗址、汉魏西晋北魏洛阳城遗址、曹魏邺北城遗址、东魏北齐邺南城遗址,以及隋唐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虽然综合性的考古报告还比较少见,但具体地点的发掘简报及通过学术会议、学术讲座等形式透露出来的成果,非常令人瞩目。与之相比,六朝建康城的考古发掘工作则面临很多困难。 文汇报: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张学锋: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遗址的保存现状不同。 位于北方地区的西汉长安城、汉魏西晋北魏洛阳城及曹魏邺北城和东魏北齐邺南城,在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展开之前,大多处于空旷地带。也就是说,这些都城被废弃以后,长时间处于虚空的状态,后代没有中心城市或大型聚落直接叠压在遗址上,因此,地下遗址保存得相对较好,调查和发掘工作也比较好展开。 相对北方几个著名古都而言,六朝建康都城的城邑宫室,在隋平陈时被彻底摧毁,“平荡耕垦”,成为废墟,唐人对此多有凭吊。五代杨吴、南唐在建康城废墟上重新规划建设金陵城。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因地位的特殊,建康府城在南唐金陵城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的发展。明初定都应天府后,大规模扩展城郭范围,成为此后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民国定都南京后,基于“首都计划”,对南京城市的格局做了较大的调整,并一直影响到今天。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城市建设中,南京市没有采取择地新建的模式,而是从市中心的改造开始,向四周扩展,六朝建康的宫都遗址因此被直接压在了今天南京市的核心区域之下。今天,这里已是高楼林立,鲜有插针之地,所以,要想像西汉长安城、汉魏西晋北魏洛阳城、曹魏邺北城、东魏北齐邺南城那样展开调查发掘工作,不仅是难度比较大,甚至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这应该是建康城考古工作一直无法与北方主要古都比肩的最重要原因。 此外,调查发掘投入的力度不同。上面提到的几个北方主要古都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都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直接负责的。他们在这些城址建有考古工作站,科研人员本身就有很好的学术素养,流动性又小,几乎一辈子就在做一座城,因此非常有利于资料的长期积累和学识的不断提升,从而获得令人瞩目的巨大成果。 与之相比,负责建康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是南京市考古部门,诸方面资源配置与社科院考古所存在差距,而且作为基层一线考古单位,承担着辖区内的所有考古工作,而且几乎全部是抢救性发掘,工作的流动性非常大,遇到史前的就得做史前的,遇到六朝的就得做六朝的,遇到明清的就得做明清的,对发掘的资料很难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来吸收沉淀。这也是所有地方考古单位的现状。 还有一点,与南京这座城市的地下遗物分布有关。南京虽然号称“十朝古都”,但地下遗物主要集中在六朝和明朝。地下遗物主要分两大类,一是城市遗址,一是墓葬。就南京而言,大型城市遗址只有一座,还被死死地压在繁华的街市之下,因此长年以来南京市文物部门的主要工作自然就偏向了墓葬的发掘,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相对而言,对城市遗址的关注度不够,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是客观原因造成的。 文汇报:也就是说,在南京城市遗址研究上,今天各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为? 张学锋:是的,在这里要特别提到,进入本世纪以来,在南京市文物部门尤其是王志高先生(现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努力下,建康城考古实现了零的突破,在今南京市区大行宫地区及其周边的多个地点发现了建康城的重要遗迹,为基于考古学的建康城研究带来了契机。老一辈学者蒋赞初、梁白泉、潘谷西等高度关注这些发现,并进行了相关学术讨论。 2008年夏天,在民国总统府东侧原汉府街长途汽车站的发掘过程中,南京市有关部门还召开了“六朝建康都城学术研讨会”。王志高先生做了专场报告《思路与方法:六朝建康城遗址考古发掘的回顾与展望》,不仅让更多的中外学者了解到了近十年的调查发掘情况,也让与会者有机会观察到了发掘中的建康城遗址。南京市文物部门随后对这个地点进行了现场保护,新建了六朝博物馆。我本人也是在这十余年间,有机会多次参观现场,与发掘者探讨有关问题,获得了宝贵的现场感受。这成为我关注建康城考古及研究的重要契机。 复原都城框架,不可尽信明清以后的方志及地方文人著述 文汇报:那么我们下面来谈谈您这十多年来的主要研究方向——六朝建康城。您是如何展开研究的,也即最早的突破点在哪里? 张学锋:我本科阶段学的是考古学,虽然硕士研究生阶段攻读的是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的学位,毕业留在南大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工作,但还是经常参与指导本科生的田野考古实习工作。在日本京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专业方向是东洋史学,但2001年回校工作时被安排在了考古教研室,这样一来就不得不以考古学研究为主业了。因为自己的求学经历相对复杂一些,所以,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历史文献的自由度相对较高,所占的比重也相对比较大一些。 我在自己不多的考古实践中,一直对遗址相对感兴趣,1991到1992年镇江花山湾古城和铁瓮城的发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清理过的墓葬也都是遗址发掘过程中遇见的,没有专门做过墓葬的发掘。因长年生活在南京,又对六朝历史比较感兴趣,因此随着建康城考古的展开,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关注建康城考古工作的进展。 对建康城的研究,我也是从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开始的。在最初的一篇试论《六朝建康城的发掘与复原的新思路》(2006)中,我对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在一些关键环节存在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前人探讨建康城的空间,并没有能够完全基于史料批判的立场利用可信史料,更多的是使用宋明以来的方志和地方文人的著述。 例如朱偰先生在认识六朝台城的北界时,就偏信了民间的附会及清人著作中的说法,将今鸡鸣寺后的一段城墙视为台城,因此得出的建康城四至当然就有问题了。当然,在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环境中,朱偰先生能做出这样的工作已经非常 难得,也对建康城研究有深远的贡献。此后的学者则多从朱偰先生的观点出发,基于不同史料对其观点进行小范围的补正,但还没能真正推进对建康城的认识模式。随着文献资料搜检范围的扩展以及研究的深入,到上世纪90年代郭湖生先生的《六朝建康》(1993)、《台城考》(1997)和马伯伦、刘晓梵所编《南京建置志》(1994),建康城的研究大大地向前进了一步。 此外,在这里想重点提一下的是日本学者外村中先生所撰《六朝建康都城宫城考》(1998)一文。外村先生基于六朝唐宋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得出的复原图,与后来基于部分发掘资料所复原的图非常相近。从外村先生的这项工作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实只要认真梳理历史文献,不轻信明清以后的方志及地方文人著述,就有可能复原出六朝建康城的基本框架来。当然都城墙、环濠、城门、宫城墙、宫殿、水系等构成都城的具体要素,最终还是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一点一点摸索的。 文汇报:您的研究目前处于什么程度?我们知道您在2015年发表的《所谓“中世纪都城”——以东晋南朝建康城为中心》一文中,将始于曹魏、终于隋唐的历代都城所特有的规制命名为“中世纪都城”。可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概念? 张学锋:我认为“中世纪都城”有六项基本特征:有明显的城市中轴线;宫城位于中轴线北端;政府衙署分列于宫城之南的中轴线两侧;宫城之北设有广阔的苑囿;宫城及政府衙署所在地的东、南、西三面规划整齐划一的里坊;城市管理上实行宵禁制。“中世纪都城”在华北地区始于曹魏邺城,以后的北魏平城、北魏洛阳、东魏北齐邺南城、隋唐长安城、洛阳城均踵其迹。 “中世纪都城”有别于古代都城的多宫制形式,它的出现,与中国从3世纪开始进入中世纪社会的步调一致。东晋南朝虽然立国于江南,但东晋成帝时规划设计的建康城,也没有逸出中世纪这一时代的框架,成为中世纪都城发展史上的关键一环。如果把“中世纪都城”和“近世都城”连贯起来看,中世纪都城又有大而不当及过于封闭的缺点,因此,当社会迈入近世以后,人们在利用中世纪都市的同时,无一例外地对其进行了整改,抛弃了封闭的坊市,城市的空间范围大大缩小。这些问题我在另一篇文章《“近世都城”的出发——以南唐金陵城为例》里做了讨论。总之,近世都城正朝着更加开放、更加合理化的方向发展演变,建于六朝都城基础上的杨吴南唐金陵城也不例外。 这些认识主要来自文献中关于城市空间的记载以及对历史背景的考察,思路和结论是否准确,需要考古资料验证。虽然已经有一些发掘地点的资料可以支持,然而目前建康城的田野资料总体而言还相当有限,加之建康城沿用的时间又非常长,因此,不同时期的城市格局,宫殿、苑囿的位置等等,太多的具体问题还无法展开,所以要期待今后田野工作的积累。也正因为如此,这里提供的建康城图只是东晋规划新都时的一个示意图(见9版)。 如果熟稔文献资料,哪怕是淤泥,也可以成为复原城市遗址的“史料” 文汇报:您刚才提到,迄今为止的发掘资料尚未正式公布,而且由于六朝建康城直接叠压在今天南京繁华街区之下,考古工作困难非常大。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做怎样的努力推进建康城的研究呢? 张学锋:确实无法做到有计划地展开,只能见缝插针,能做一点是一点。但有两方面的工作是可以且亟需展开的。 第一是对文物部门的期望。前面曾经提到过建康城考古的难度,尤其是与长安城、邺城、洛阳城相比,难度真的是太大了。然而,能做的工作还是有的,整理既有的资料是当务之急。 在2008年的“六朝建康都城学术研讨会”上,徐苹芳先生就再三强调必须要有一张建康城遗址总图,发掘一个点就补上一个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图至今尚未看到。建康城遗址总图对研究的展开至关重要,但绘制总图的前提是对田野资料的逐一整理,这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不是管理层下一道命令就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我想,逐一整理资料才是考古部门的当务之急。 我非常希望能设立专门的城市考古部门,在展开新的考古项目的同时,分出力量整理近20年来的建康城考古成果,从而绘制“六朝建康城遗址分布总图”。这样能够促进不同发掘人员的相互了解,有利于形成整个考古研究院对南京城市考古的共识,发挥集体力量,更有针对性地展开工作。从事建康城考古的工作人员应该熟悉总图上的每一处遗迹,并密切关注时下城市建设的新动向,不断发现新的可发掘地点,完善总图。 第二是考古单位以外的研究者都能够参与的,就是详细梳理与建康城空间布局相关的文献史料,随时准备与考古资料对接。 众所周知,《三辅黄图》对于西汉长安城、《洛阳伽蓝记》对于北魏洛阳城、《长安志》对于隋唐长安城都是关键的文献史料,对建康城而言,最重要的一部文献就是唐人许嵩编撰的《建康实录》了。虽然《建康实录》中与建康空间有关的内容大多属于许嵩的自注,分量也不是太多,但因成书较早,所引六朝人的著述也比较丰富,因此对建康城研究而言弥足珍贵,史料价值远超宋元以降的方志及明清地方文人著述,非常值得关注。 这部书我以前也读过,但当时只是把它单纯地作为历史文献在读,只有时间脉络,少有空间概念。现在有了一些可作参照的考古材料后,阅读时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 文汇报:可否给我们讲讲具体的例子? 张学锋:有很多。例如,今六朝博物馆地下一层的夯土城墙遗址,原本我们都觉得这是都城的城墙遗址,因为外面有二十余米宽的护城濠。但从复原的位置上来看,又应该属于宫城的东墙。我们读《建康实录》时看到一条材料,说宫城城墙外有城濠,城墙与城濠之间的空隙种的是橘子树,墙内种的是石榴树。宫城外有城濠这条记载,让这段城墙遗址应该是宫城东墙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依据《建康实录》的正文及许嵩的自注,我们基本上可以画出类似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中所附的唐长安城宫都示意图来,这样的图虽然不够精准,但会对今后的考古工作有很大帮助。 我还想讲两个具体事例,一开始都是觉得得不出什么结论,而在进一步结合文献后,就能够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 多年前,在南京市中心的明瓦廊北口与石鼓路交界处曾进行过配合基建的考古发掘,结果都是淤泥,似乎没什么发现。其实这也是许多城市考古最后给出的结论。然而,如果事先通过文献对历史上南京的城市结构有所了解,那么,这个地点的淤泥也就有价值了。根据文献记载,东晋南朝建康城的西墙外有一条人工运河,叫作运渎。但它具体在哪里,文献里不可能有答案。在我看来,明瓦廊北口发现的淤泥就是运渎中的淤泥,由此我们就能确定建康都城的西界。可见对历史文献的熟悉程度直接影响到对考古遗存性质的判断。 文汇报:这是确定建康城西界的问题,那么东界呢? 张学锋:在六朝博物馆往东不足两百米的毗卢寺西侧,前不久南京市文物部门正在进行发掘。这处遗址是一个很大的水塘,发掘范围正好处在水塘的岸边,由南往北倾斜。水塘里的主要堆积是包含前代遗物在内的宋代建筑垃圾。宋代堆积层上是平整过的明代层,再往上就是清代地层,而宋代堆积层以下直至生土层,未能确认到六朝隋唐的地层。 尽管在这里没有发掘出我们通常认识中的有价值的文物,但是结合历史文献,就能从这个地层的叠压关系及所含遗物中做出这样一个判断:这个地方是六朝隋唐青溪的一部分,五代十国时期杨吴南唐重新规划金陵城之际,把素有九曲之称的青溪拉直作为东城濠,青溪弯曲的部分就在城内形成一个个水塘。宋代以后,尤其是进入南宋以后,建康府作为留都,人口大量增长,这些水塘就慢慢地被建筑垃圾填塞了。南京著名的秦淮河,按照唐人道宣的记录,宽度为一百步,约合今140—150米,而今天流经市区的秦淮河(除夫子庙前那一段外)宽度都不足20米,同样是在宋代以后随着人口增长被慢慢地填塞了。 据历史文献记载,六朝都城建康以青溪为东界,因此,毗卢寺西侧这个地点,对于确定建康城的东界意义重大。水塘堆积中出土瓦当、筒瓦、板瓦等较多的东晋南朝遗物,制作精良,是高等级建筑上的建材。由此我们还可以判断,这些建材是开皇九年(589)隋平陈以后将建康城“平荡耕垦”时留下的遗物。 还有一个例子,也是最近的一次发掘。在利济巷侵华日军慰安所旧址东侧地块进行钻探,钻探的结果推测也是一条河道的一部分。面对这样一处地下遗存,较多的意见仍然是“没什么”,似乎要放弃。但是,在建康城的初步复原示意图上,这条水道与六朝博物馆地下保存的城濠是在同一条线上的。这样一来,慰安所东侧的这处河道淤泥也就不再是一般的“淤泥”了,它极有可能来自建康宫城东墙外城濠,是解决六朝宫城东墙位置的重要参照地点。 文汇报:因此,如果我们有了基于文献的预设,在真正面对出土遗迹、现象时,就能更快地做出一些判断? 张学锋:正是。就像最近发掘的碑亭巷玄武外国语学校工地,揭露出来的水道、涵洞、道路等遗迹现象,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为孙吴晚期孙皓“开城北渠,引后湖水激流入宫内,巡绕堂殿”的遗存。不仅其性质可以推定,而且还能确定这个地点在孙吴晚期的昭明宫范围内。 我给出这么多例子,是想告诉大家,在城市考古中,如果对文献资料熟稔到一定程度,哪怕是淤泥,也可以成为我们复原城市遗址的“史料”。同样,废弃在水塘里的建筑材料,也不是单纯的废弃物,而是还原历史现场的实物依据。长期以来,人们的关注多在于出土的金银陶瓷器物,忽视淤泥、建筑垃圾等其他材料,但就专业的考古学理念来说,更应该用好发掘过程中观察到的地层堆积等现象及砖瓦等出土遗物。 文汇报:您刚刚非常强调《建康实录》在建康城研究上的意义,并且正着手对这部文献进行注释,在这方面大概有哪些可预期的成果? 张学锋:在发掘资料尚未完整公布的状况下,再次精读《建康实录》并非退而求其次,而是一项积极的举措。我们正采取读书班的形式来轮读这部文献,一方面是希望班员们能够掌握文献的阅读方法,另一方面是群策群力,更广泛地掌握相关的各种信息。 目前《建康实录》通行的点校本有两种,一是张忱石先生的中华书局版点校本(1986),一是孟昭庚等先生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7)。两种点校本在所选底本的基础上参校了几乎所有的版本,旁及相关历史文献,出版以来泽被学林,但又各有长短。我们的工作是充分尊重两种点校本的既有成果,不再重复文献学意义上的版本校对,工作的第一步是互校两种点校本的异同,订正文字、句读的错误,同时参校两种点校本均未涉及的日本静嘉堂藏陆心源抄宋本,做出一个更加完善的文本。 第二步是对《建康实录》进行注释。就历史文献的注释而言,传统的文献学方法是以书校书,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就是在以书校书的同时,将书本以外的资料也纳入注释范围之中。这样的尝试从金子修一主编《大唐元陵仪注新释》(2008)、窪添庆文主编《水经注疏译注》(2008、2011、2015)、李晓杰主编《水经注校笺图释》(2017)等著作中可窥一斑。这些著作注释历史文献时,在传统的文献学方法以外,还吸纳了历史图片、历史地图、出土文字资料、地面文物、现场考察图文记录等,给读者一个崭新的全方位视域。我们希望借鉴上述几种文献译注的经验,加入与建康城有关的城市遗址、墓葬等的资料,将《建康实录》中关于空间分布的信息尽可能以图示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使《建康实录》这部传世文献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现给读者,为建康城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