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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是考古发掘过程中最为常见的一类遗存,也是重要的考古学研究对象。骨骼遗存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拓展出多个研究方向,如人骨考古、动物考古、古DNA分析、食性分析等。其中,食性分析是研究古代社会饮食状况必不可少的方法。研究表明,动物组织器官的化学组成与其生前饮食密切相关,通过对相关组织成分(如骨胶原)稳定同位素比值的检测,可以重建人和动物长时段内食物结构状况。这便是食性分析的原理。 目前,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是食性分析领域最主要的研究手段。碳稳定同位素分析可以根据对骨骼中δ13C值的测定来评估人和动物食用粟(谷子)、黍(糜子)等C4农作物与水稻、小麦、大麦等C3农作物的大致比例。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则可以通过测定骨胶原δ15N值来判断人和动物的营养级或对于肉、奶制品等动物性蛋白的消费情况。将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结合起来便可揭示古代人与动物食物结构状况,进而探讨先民生业经济与家畜驯养等一系列考古学家关心的问题。 食性分析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考古界,1984年蔡莲珍先生与仇士华先生开始撰文介绍其原理,并在对多个遗址进行研究后指出了该方法在中国考古学领域的发展潜力。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技考古研究理念的不断深入、实验条件的不断改善,食性分析迎来了大发展,在研究先民生业经济和家畜起源与饲养方式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绩。 民人以食为天 《尚书·洪范》中将“食”列为八政之首,所谓 “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史记·郦食其传》)。饮食问题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植物考古使得我们对于古人饮食状况和生计方式的认识得以系统化和科学化。其研究揭示,大约在距今9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北方地区已经开始种植粟(谷子)和黍(糜子)两种小米,改变了依赖渔猎、捕捞和采集为生的人类历史。此后,小米便成为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然而,由于植物考古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有意或无意丢弃、又经埋藏学的后期改造后而被收集的遗存。这些遗存之于食物资源消费的代表性偶尔难免会有偏差,还需从更多角度加以验证、补充和完善。根据食性分析的原理可知,该方法可以直接分析个体对于某类食物的消费比例,这为评估谷物生产对于个体饮食和社群生业经济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科学指标和研究视角。 中国北方多个遗址的食性分析表明,距今7000年前后粟、黍已经被燕辽、关中与华北地区人群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之一,具体表现为多个遗址人骨的δ13C值明显高于以采食野生植物为生的食草动物。大约距今6000年的仰韶时代中期之后,黄河流域人群的δ13C值显著升高,说明其食物基本以小米为食。这意味着以粟和黍栽培为主要内容的粟作农业生产方式已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黄河流域农业社群生业经济的主体。有趣的是,粟作农业经济的繁荣恰与庙底沟文化的强势扩张同步,粟作农业生产方式随庙底沟文化的传播扩散至甘青地区东部、河套地区等农业核心区周边地区,成为多个人群主要的生计方式。 距今5000年前后,在旧大陆食物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西亚驯化的小麦、大麦、黄牛和绵羊逐渐东传至欧亚大陆东部,并在距今4500—4000年前后传至黄河流域。此后,麦类作物的栽培及黄牛和绵羊两种食草动物的饲养被中国北方地区农业人群逐渐接受。值得注意的是,黄河流域二里头文化至西汉时期人群食性分析显示,粟作农业生产仍是北方农耕人群生业经济的主体,麦作农业及牛和羊的饲养对于先民食物结构的贡献一直停留在较低的程度。从目前食性分析研究结果看,小麦在北方旱作农业区的大规模播种和消费可能发生在东汉后期至隋唐时期。农业核心区以外则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脉络。比如,甘青地区的食性分析研究表明,距今3500年前后人们的食物结构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表现为δ13C值的降低和δ15N值的升高,这或许与以牛、羊放养为主的畜牧经济的发展或小麦和大麦种植面积的增加有关。 人群碳氮稳定同位素数据历时性变化是探讨食物结构与生业经济转变的重要手段,而不同个体饮食情况的对比则可用于分析社群内部食物结构的复杂化,从而为研究性别年龄、社会分层、劳动分工、生计方式等对人群食物资源占有的影响提供参考。对早期人群食物结构的研究表明,部分农业社群高等级人群食物中肉类的比例高于普通人群,或已出现“肉食者”与“藿食者”的分别。如距今5000年前后的河南灵宝西坡墓地、距今3000多年的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等。最近的研究发现,东周时期男女食物资源消费种类差别明显,男性进食了更多肉类、粟与黍,女性则食用了较多当时不受欢迎的麦类作物。 新的研究表明,特定群体内个体食物结构的特殊化对于研究文化交流与人群迁徙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比如,中原地区距今4200—3500年考古遗址人骨的食性分析显示,瓦店、煤山、平粮台、二里头等多个遗址均有个别人骨的δ13C与δ15N明显不同于遗址主体人群。这种现象可能与此时北方粟作农业区与南方稻作农业区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有关。类似的现象在陕北和甘青地区距今4000年前后的多个遗址普遍存在。考虑到旧大陆“青铜时代全球化”引起的大范围的人群迁徙与文化互动对该时期东亚社会的巨大影响,位于半月形地带的陕北和甘青地区人群中食物结构明显不同于主体人群的个体或许与这一历史背景有关。 口欲穷刍豢之味 《孟子·告子上》:“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刍”“豢”分别指代食草和食谷的家畜,“刍豢”则泛指牛羊猪狗等牲畜,即家畜的总称。孟子将理义悦心比之刍豢悦口,古人对肉食的口腹之欲可见一斑。《史记·货殖列传》:“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对于肉食的强烈追求,是动物驯养、发展家畜饲养业的动因之一。 对动物饮食习性的控制是动物驯化、家畜起源的先决条件,因此动物的食性分析可帮助我们追溯家畜的起源过程。对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汉晋时期甑皮岩、新砦、月庄、万发拨子等遗址的研究证实,食性分析可用于鉴别家猪和野猪、追溯猪的驯化。这是因为家猪由于受人控制,其饮食中会包含大量来自先民生活垃圾的动物蛋白,因此家猪δ15N值往往比野猪高,北方粟作农业区饲养的家猪则因为食用了C4农作物粟、黍的谷糠而使其δ13C明显高于野生动物。近年来,对中原地区陶寺、二里头、新砦等遗址的研究又发现,由于先秦时期人们多用粟和黍的谷草饲养黄牛,从而使家养黄牛δ13C值高于其他采食野草的食草动物,这为探讨东亚黄牛起源和早期驯养提供了新的思路。 古代家畜食性分析的研究发现,距今七八千年渭河流域老官台文化的居民就开始用与粟作农业有关的食物饲养家狗。距今6000年前后,随着粟作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黄河中下游粟、黍(或其副产品)已经成为家猪和狗的主要食物来源,这种情况至少持续至商周时期。距今4500年前后,黄牛和绵羊开始出现于黄河流域。我们的研究发现,牛和羊传入初期,中原地区的黄牛食用了更多的粟类食物(如粟和黍的秸秆、谷糠等谷草),而绵羊则主要以野生植物为食。这种状况反映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黄牛和绵羊的饲养管理方式有着较大的差异:黄牛可能以圈养舍饲为主,而绵羊则以野外放养为主。根据目前的认识,这种饲养方式至少持续至晚商时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