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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观史与大情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史料越来越丰富，获取史料的方法也越来越便捷、迅速，这就使史学家有更多精力把眼光投放到“微观”世界。德国史学家汉斯·梅迪克认为，微观史最近的“复兴”似乎已成为一种崭新而卓越的史学发展。[9] 微观史的复兴与历史研究的碎片化趋势相伴而生。一旦史学家陷入史料的无限之境而又无技突出重围，就极有可能失去从整体上描述历史的能力……如果不想失去在本学科领域的话语权，史学家就必须借助大叙事高扬人文情怀。唯大情怀者才能驾驭好大数据、利用好大数据，书写出真正关注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伟大叙事。[10] 如何将微观史书写好，能够使其微而不碎、散而不乱，这要求我们具有大情怀、大视野，在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其巧妙互动起来。笔者所考察的这些文章中，微观史方面的文章基本上都做到了这一点，从小处切口、从细处落笔，将文章做细做扎实，又不失历史学者的大情怀，将小事件放到大历史中，表现了宏大的历史叙事主题。如《日本的“近代”与“近代的超克”之辩——以丸山真男的近代观为中心》[11]一文，通过梳理丸山真男这一典型人物的近代观及其对“超克论”的批判，揭示了“超克论”的历史变迁与思想本质，尝试勾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知识界近代观的变迁；又如《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西蒙兹的性格文化史研究——由〈米开朗基罗传〉〈惠特曼研究〉引出的历史思考〉》[12]一文，阐述了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西蒙兹的《米开朗基罗传》和《惠特曼研究》两本著作，这是微观切入，以此为基础阐释性格与文化的关系，进而阐释西蒙兹的性格文化史，阐释性格与政治史、性格与社会史等相互关系内容，抒发大情怀。 微观史与大情怀相结合，如果再加上全球史观，又会怎样呢？梅迪克说，中国世界历史研究所同行给他写了一封信，说道：“我认为，世界历史存在于微观历史之中，一个村庄里发生的事情可能具有全球性的意义。”[13]这是一个有趣的课题方向，有待学者们去开发。 三、打破“欧洲中心论” 构建全球史观 近年来，打破“欧洲中心论”逐渐在国内外史学界形成共识。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罗伯特·弗兰克表示，欧洲历史学家已意识到欧洲中心主义不再适用于当前国际形势，他们在尝试寻求突破。[14]在国内，随着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地位和“丝绸之路”话题的讨论，中国学者一直在试图打破“欧洲中心论”，如《“丝绸之路”与13—14 世纪大不里士的兴起》[15]一文，从“丝路”角度来讨论伊尔汗时期大不里士城的兴起与发展，大不里士城是古老的“丝绸之路”在蒙古帝国政治版图下再度复兴的直接产物，更使之成为亚、欧、非三大洲交往的重要枢纽，从而确立了它在中世纪世界文明交往史的重要地位。 在国内外史学界，全球史方法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的青睐。自1963年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西方的兴起》出版至今，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据笔者观察，这64篇文章除个别文章重点阐述某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外，绝大多数文章都从全球视野或区域视角来讲述历史，充分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趋势。如《亦真亦幻大秦国：古代中国的罗马帝国形象》[16]、《汉唐时代华夏族人对希腊罗马世界的认知》[17]、《高丽文宗“请医事件”与宋日关系》[18]、《16世纪发生在西班牙的一场“印第安斯人”诉讼案——近代早期漂泊到伊比利亚半岛的中国人》[19]、《明清鼎革后东亚文化共同体内各国的中国观》[20]、《日本近代初等道德教育对明清圣谕的吸收与改写》[21]、《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宣传塑造的美国形象》[22]、《天主教改革与“利玛窦规矩”的兴衰》[23]等8篇文章阐述了从古至今的中外交流史。又如《英属中部和东部非洲殖民地的城镇劳动力政策》[24]、《沃伦·黑斯廷斯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知识生产》[25]等阐述了英国殖民地的历史。这些文章都很好地体现了全球视野下的国家间、各区域间的历史，可以说全球史方法俯拾即是。 同时，我们也发现，全球史观的构建还需要一个过程。从2014年开始，《世界历史》每期目录按区域分可分为欧洲史、美洲史、亚洲史等几部分，且三部分文章尽量保持协调，这一做法可能是从形式上试图打破“欧洲中心论”的有益尝试。但是，从《世界历史》2017年总目录[26]各区域史的篇数来看，欧洲史21篇、亚非史14篇、美洲史4篇，单就数量而论，欧洲史依然超过半数。正如顾銮斋教授所言：实现去欧洲中心论的目标任重道远。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必须保持应有的理性和冷静。[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