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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实关怀和数字化转向 面对新时代的新特征，世界史学者一方面目光敏锐、聚焦热点，心怀强烈的现实关怀；另一方面，对信息化趋势下史学的数字化转向却重视不够，这一现象需要我们正视和考量。 “以史为鉴”、“开创美好未来”，史学家研究史学的目的就在于借鉴历史经验，建设更加美好的现实和未来。有鉴于此，强烈的现实关怀成为史学家的责任，主要表现在史家对环境史、医疗史、城市史、情感史等现实问题的关注。2017年《世界历史》期刊同样对此进行了关注。环境史方面，《“环境焦虑”与澳大利亚殖民地反华话语的构建》[28]、《文明进步的尺度： 美国社会森林观念的变迁及其影响》[29]、《法国城市工业污染管制模式溯源（1810—1850）》[30]等3篇文章，从思想理论、治理环境污染等方面探讨如何治理环境问题；城市史方面，《丝绸之路与13—14 世纪大不里士的兴起》[31]、《米兰－马德里－墨西哥城——西班牙帝国的全球城市网络》[32]、《英属中部和东部非洲殖民地的城镇劳动力政策》[33]、《法国城市工业污染管制模式溯源（1810—1850）》[34]等4篇文章，从丝绸之路、全球互动和比较研究、城镇劳动力政策以及城市污染管制模式等不同角度阐述城市史；医疗史方面，《走近艾萨克·牛顿的疯癫：人文与科学的多重阐释与构建》[35]、《20世纪英国学校健康服务体系探析》[36]、《拜占廷对古典医学的继承和发展》[37]等3篇文章从医疗史角度从精神医学史、学校健康服务体系、拜占庭医学等医疗史角度叙述历史；情感史方面，《〈萨利克法典〉“神话”与十六七世纪法国排斥女性的政治文化传统汤》[38]、《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西蒙兹的性格文化史研究》[39]、《社会政治与历史书写的互动——美国同性恋史研究的发展与思》[40]等3篇文章，分别从女性角度、性格文化史和同性恋史角度阐释情感与历史的关系。这四类问题都是跨学科话题，历史学家从历史角度关怀现实问题，带着强烈的现实关切和历史责任感，给出了独具特色的解决方案。 与强烈的现实关怀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史学家尤其是世界史学者，在面对当前各个学科都无法回避的数字技术时，明显还有拓展空间。当前，史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恐怕就是史学的数字化转向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顾銮斋称这一数字化趋势为“一个新的时代”、“一场革命”以及是否意味着“史学的转向”。数字化技术覆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而且在研究工具、研究方法、学术思想等方面引发了全局性变革，这是其他主题所无法比拟的。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已经开启了历史研究的新时代。[41]如何应对数字化转向，也将极大地影响我国世界史研究的走向和未来。如前所述，笔者所考察的文章中并没有刊载涉及这一趋势的文章，虽然其他报刊对此问题有所涉猎，但这或多或少反映了当前世界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尚显不足。 史学的数字化转向，给世界史学者带了极大的挑战和考验。首先，古老的历史学、历史学家的职业将与现代技术融为一体，历史学家出于工作的需要必须了解、研究数字化技术。这对许多人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但如果你不懂数字化技术，即使有再好的历史意识和逻辑思维，也难以进行历史研究。[42]第二，新媒体和非职业历史学家将给传统历史学家造成挑战。新媒体的出现必然使许多爱好历史的一般民众、影视剧作家等非职业历史学家从自己的视角解读阐释历史，也就是自下而上的历史阐释，势必出现专业历史学家与非专业历史学者、大众与专家的矛盾和冲突，这类似公共史学产生后历史学所面临的窘境，那么怎样才能既保证历史研究的发展、历史知识的传播，又能够维护和保持历史学的客观公正呢？历史学家应接受希耶塔拉的建议，与媒体、记者、文化传播者、非职业历史学家展开合作，接受他们的咨询，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意见。只有勇于面对和适应时代的变化，认识、学习和研究数字化技术，与新媒体结缘，才能化挑战为机遇，迎来天高地阔的明天。[43] 综上所述，在新时代如何高效使用史料、避免碎片化、结缘新媒体，是世界史学者要面对的挑战。我们应具有大胸怀、世界视野，把握时代脉搏，洞察发展趋势，积极研究现代的数字化技术，充分发挥新媒体优势，打破“欧洲中心论”，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