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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艾普特导演的《人生七年》由英国格拉纳达公司出品，从1964年开始，每七年拍摄一次，至2012年已拍摄发行8部。虽然导演本人并没有刻意追求电影本身的学术意义，但是随着拍摄的积累，电影的历史价值愈加凸显，可以从不同视角进行解读，本文尝试从人民的历史这一角度展开。 一、叙事史的回归和人民的历史 《人生七年》记录的不是伟大人物的历史事件，只是普通人的人生故事。如果将其置于史学的领域来看，也许可以称之为大众的历史，或者人民的历史。 20世纪中叶以后，历史学经历了重要的转向。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战后西方历史学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变化，第一次是5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史学”，促使历史研究的重点从传统政治史转移到经济史、社会史。新史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不再仅仅关注政治精英和伟大历史人物的评价，而是转向对普通大众的历史研究，写“自下向上看的历史”。[1]这种社会史或日常生活史都可以看作是人民大众的历史。[2]随着西方新史学蓬勃发展，其中的种种弊端也出现了。1967年，美国历史理论家莫里斯·曼德尔鲍姆在《关于叙事史札记》一文中公开声称：“当前历史研究的叙事倾向令人遗憾，需要修正。”[3]这种倾向主要是指新史学叙事下历史被无限切割成碎片；一味追求结构与深层，历史学变成了“没有人的历史学”。[4]许多史学家将社会理论用于分析社会结构，倾向于从经济和社会结构层面寻找社会变迁的终极因素。在这类研究中，写作方式基本上是分析式的，写作的历史内容以数字、曲线和图表的方式来表达。[5]以致历史著作变得越来越枯燥，成为少数专家的私下研讨。一片讨伐声中，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崇尚叙事性的历史著作开始复兴。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当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不再是探索解释社会的深层结构性变动，那么自然会出现对传统叙事的回归。1979年劳伦斯·斯通在《过去与现在》发表了《叙事史的复兴：对新的传统史学的思考》一文，认为：新叙事史的问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种对过去的变化作出连贯一致的科学解释的企图的终结。[6]新史学也就迎来了又一次转向，从经济史、社会史到新文化史的转变。虽然霍布斯鲍姆对此回应说，新史学目前出现的一些变化只是方法上的改变。但“叙事史的复兴”让史学在研究的主题和方法上，随着重心之结构与过程转移到普通人民的现实生活经验上面来。[7]使碎片化的历史重新走向综合，使人再次回到历史舞台。 在两次史学转向中，“人民的历史”也在变化。实际上，虽然“流行文化”或“社会史”是较新的观念，但是“人民的历史”模式早已有之。[8]19世纪，“人民”就以各种存在形式出现在部分政治经济史的论述中。例如约翰·理查德·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和儒勒·米什莱的《人民》中都以“人民”为论述对象。[9]由于论述主题的不同，人民的历史中的“人民”在使用过程中有多种含义。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占多数的那一方，常常有需要比较的对象，诸如国王和平民、富人和穷人的比较等。此外，不同国家对人民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在法国，“人民”总是带有大革命的痕迹，和阶级权力概念相连；在英国，“人民”一词与捍卫政治和社会权利更容易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类著作常以总体史为取向，其中的人民大众总是以概念化的形式和各种匿名的阶级、阶层、集团等集体形式出现。在叙事史复兴期间，人民的历史范围从民族国家转向地方地区，从政治生活转向日常生活。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拉斐尔·萨缪尔1981年谈到：今天“人民的历史”通常要求政治层面服从于文化和社会层面。[10]正是伴随新文化史的转向，“人民的历史”也转向了对文化和个人活动的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