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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眸，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世界性战争浩劫，对当时世界格局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一战”史成为史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史学界对“一战”问题持续关注，相关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提升，在战争起源、战前（后）国际关系、战时宣传、战争影响等领域形成了独到的研究成果；研究视角和主题日趋多元，特别是近10年来出现了“社会文化”转向，学术旨趣从传统的政治、外交领域转移到社会文化领域，聚焦于“一战”前后的社会群体、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展开研究。笔者拟从40年来“一战”研究成果的现状、参战国研究的态势与目前研究存在的缺陷三个层面予以概要述评，以期引起史学界的共鸣与反思。 研究成果日趋丰富 关于“一战”的起源问题，我国史学界基本认同“帝国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论断。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其他战争诱发因素展开了讨论。如时殷弘《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因——一种宏观阐析》（《江海学刊》2000年第1期）认为，欧洲整个社会的机体弊病表现为：同盟—协约两极结构的致命特征、欧洲外交素质和政治机体的堕落、欧洲社会心理的病变孕育了战争的种子。此外，战前的民族主义思潮也成为讨论焦点之一。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的民族主义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了欧洲强国的内外政策（李义中：《民族主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3期）。 关于“一战”前后的国际关系，国内史学界主要以参战国为研究单位，以双边关系为研究重点。对战前的国际关系研究多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前，以国际关系趋于紧张、矛盾重重为基调，学者们从各参战国间的紧张关系来探讨“一战”近因。关于战争期间的研究，参战国与中国的关系变化研究（特别是中日、中美关系）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关于战后的国际关系，主要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中心进行考察。另有少数论著从宏观层面探讨一战与国际格局间关系（光仁洪：《均势和一次大战前二十年国际关系的变化》，《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 战争期间各参战国宣传战研究，近20年来大量涌现。英、美两国的战时宣传成熟且高效，因而相关研究相对较为丰富。文章多从战时宣传的手段、目的、结果和影响等方面探寻其与“一战”进程的关系，同时通过这一视角观察民众社会心理的变化。在美国战争宣传研究方面，多以“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这一战时宣传机构为切入点，以“对华宣传”为主要研究主题，如任一《“寰世独美”：五四前夕美国在华宣传与中国对新国家身份的追求》（《史学集刊》2016年第1期），钩沉了五四运动前夕美国在华设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所宣传的美国式社会秩序构想并得到国人热烈反响的历史。高莹莹《一战前后美日在华舆论战》（《史学月刊》2017年第4期），则考察了美国在华对日宣传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对英国战时宣传的研究，以英德两国战时宣传比较研究为主。如邢来顺《布赖斯报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对德宣传战的典范》（《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吴文武《国际法、女权保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德宣传战》（《史学集刊》2005年第2期）。 伴随着欧美“新史学”的兴起，近10年来的“一战”史研究出现了一种“社会文化”转向，开始关注战争期间的某些特定社会群体（如妇女、侨民、士兵与战俘、知识分子、非政府组织）以及欧美和平运动等。在妇女研究方面，妇女选举权、社会地位和就业问题是探讨重点。如陆伟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世界历史》2011年第2期）、薛永生《论一战与英国妇女选举权的实现》（《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年第21卷第3期）。这些研究揭示了“一战”期间为了填补劳动力缺口，大量妇女进入工厂，她们对战争和社会的贡献提升了其社会地位、开拓了视野，自主意识和女权意识增强，从而有了获得选举权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关于侨民和战俘的研究，多集中探讨“一战”期间中国政府对德、奥侨民和战俘的处置及境遇。如郭家宏、李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士兵分居补贴制度研究》（《史学月刊》2008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