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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都城框架，不可尽信明清以后的方志及地方文人著述 文汇报：那么我们下面来谈谈您这十多年来的主要研究方向——六朝建康城。您是如何展开研究的，也即最早的突破点在哪里？ 张学锋：我本科阶段学的是考古学，虽然硕士研究生阶段攻读的是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的学位，毕业留在南大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工作，但还是经常参与指导本科生的田野考古实习工作。在日本京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专业方向是东洋史学，但2001年回校工作时被安排在了考古教研室，这样一来就不得不以考古学研究为主业了。因为自己的求学经历相对复杂一些，所以，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历史文献的自由度相对较高，所占的比重也相对比较大一些。 我在自己不多的考古实践中，一直对遗址相对感兴趣，1991到1992年镇江花山湾古城和铁瓮城的发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清理过的墓葬也都是遗址发掘过程中遇见的，没有专门做过墓葬的发掘。因长年生活在南京，又对六朝历史比较感兴趣，因此随着建康城考古的展开，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关注建康城考古工作的进展。 对建康城的研究，我也是从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开始的。在最初的一篇试论《六朝建康城的发掘与复原的新思路》（2006）中，我对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在一些关键环节存在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前人探讨建康城的空间，并没有能够完全基于史料批判的立场利用可信史料，更多的是使用宋明以来的方志和地方文人的著述。 例如朱偰先生在认识六朝台城的北界时，就偏信了民间的附会及清人著作中的说法，将今鸡鸣寺后的一段城墙视为台城，因此得出的建康城四至当然就有问题了。当然，在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环境中，朱偰先生能做出这样的工作已经非常 难得，也对建康城研究有深远的贡献。此后的学者则多从朱偰先生的观点出发，基于不同史料对其观点进行小范围的补正，但还没能真正推进对建康城的认识模式。随着文献资料搜检范围的扩展以及研究的深入，到上世纪90年代郭湖生先生的《六朝建康》（1993）、《台城考》（1997）和马伯伦、刘晓梵所编《南京建置志》（1994），建康城的研究大大地向前进了一步。 此外，在这里想重点提一下的是日本学者外村中先生所撰《六朝建康都城宫城考》（1998）一文。外村先生基于六朝唐宋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得出的复原图，与后来基于部分发掘资料所复原的图非常相近。从外村先生的这项工作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实只要认真梳理历史文献，不轻信明清以后的方志及地方文人著述，就有可能复原出六朝建康城的基本框架来。当然都城墙、环濠、城门、宫城墙、宫殿、水系等构成都城的具体要素，最终还是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一点一点摸索的。 文汇报：您的研究目前处于什么程度？我们知道您在2015年发表的《所谓“中世纪都城”——以东晋南朝建康城为中心》一文中，将始于曹魏、终于隋唐的历代都城所特有的规制命名为“中世纪都城”。可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概念？ 张学锋：我认为“中世纪都城”有六项基本特征：有明显的城市中轴线；宫城位于中轴线北端；政府衙署分列于宫城之南的中轴线两侧；宫城之北设有广阔的苑囿；宫城及政府衙署所在地的东、南、西三面规划整齐划一的里坊；城市管理上实行宵禁制。“中世纪都城”在华北地区始于曹魏邺城，以后的北魏平城、北魏洛阳、东魏北齐邺南城、隋唐长安城、洛阳城均踵其迹。 “中世纪都城”有别于古代都城的多宫制形式，它的出现，与中国从3世纪开始进入中世纪社会的步调一致。东晋南朝虽然立国于江南，但东晋成帝时规划设计的建康城，也没有逸出中世纪这一时代的框架，成为中世纪都城发展史上的关键一环。如果把“中世纪都城”和“近世都城”连贯起来看，中世纪都城又有大而不当及过于封闭的缺点，因此，当社会迈入近世以后，人们在利用中世纪都市的同时，无一例外地对其进行了整改，抛弃了封闭的坊市，城市的空间范围大大缩小。这些问题我在另一篇文章《“近世都城”的出发——以南唐金陵城为例》里做了讨论。总之，近世都城正朝着更加开放、更加合理化的方向发展演变，建于六朝都城基础上的杨吴南唐金陵城也不例外。 这些认识主要来自文献中关于城市空间的记载以及对历史背景的考察，思路和结论是否准确，需要考古资料验证。虽然已经有一些发掘地点的资料可以支持，然而目前建康城的田野资料总体而言还相当有限，加之建康城沿用的时间又非常长，因此，不同时期的城市格局，宫殿、苑囿的位置等等，太多的具体问题还无法展开，所以要期待今后田野工作的积累。也正因为如此，这里提供的建康城图只是东晋规划新都时的一个示意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