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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熟稔文献资料，哪怕是淤泥，也可以成为复原城市遗址的“史料” 文汇报：您刚才提到，迄今为止的发掘资料尚未正式公布，而且由于六朝建康城直接叠压在今天南京繁华街区之下，考古工作困难非常大。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做怎样的努力推进建康城的研究呢？ 张学锋：确实无法做到有计划地展开，只能见缝插针，能做一点是一点。但有两方面的工作是可以且亟需展开的。 第一是对文物部门的期望。前面曾经提到过建康城考古的难度，尤其是与长安城、邺城、洛阳城相比，难度真的是太大了。然而，能做的工作还是有的，整理既有的资料是当务之急。 在2008年的“六朝建康都城学术研讨会”上，徐苹芳先生就再三强调必须要有一张建康城遗址总图，发掘一个点就补上一个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图至今尚未看到。建康城遗址总图对研究的展开至关重要，但绘制总图的前提是对田野资料的逐一整理，这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不是管理层下一道命令就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我想，逐一整理资料才是考古部门的当务之急。 我非常希望能设立专门的城市考古部门，在展开新的考古项目的同时，分出力量整理近20年来的建康城考古成果，从而绘制“六朝建康城遗址分布总图”。这样能够促进不同发掘人员的相互了解，有利于形成整个考古研究院对南京城市考古的共识，发挥集体力量，更有针对性地展开工作。从事建康城考古的工作人员应该熟悉总图上的每一处遗迹，并密切关注时下城市建设的新动向，不断发现新的可发掘地点，完善总图。 第二是考古单位以外的研究者都能够参与的，就是详细梳理与建康城空间布局相关的文献史料，随时准备与考古资料对接。 众所周知，《三辅黄图》对于西汉长安城、《洛阳伽蓝记》对于北魏洛阳城、《长安志》对于隋唐长安城都是关键的文献史料，对建康城而言，最重要的一部文献就是唐人许嵩编撰的《建康实录》了。虽然《建康实录》中与建康空间有关的内容大多属于许嵩的自注，分量也不是太多，但因成书较早，所引六朝人的著述也比较丰富，因此对建康城研究而言弥足珍贵，史料价值远超宋元以降的方志及明清地方文人著述，非常值得关注。 这部书我以前也读过，但当时只是把它单纯地作为历史文献在读，只有时间脉络，少有空间概念。现在有了一些可作参照的考古材料后，阅读时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 文汇报：可否给我们讲讲具体的例子？ 张学锋：有很多。例如，今六朝博物馆地下一层的夯土城墙遗址，原本我们都觉得这是都城的城墙遗址，因为外面有二十余米宽的护城濠。但从复原的位置上来看，又应该属于宫城的东墙。我们读《建康实录》时看到一条材料，说宫城城墙外有城濠，城墙与城濠之间的空隙种的是橘子树，墙内种的是石榴树。宫城外有城濠这条记载，让这段城墙遗址应该是宫城东墙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依据《建康实录》的正文及许嵩的自注，我们基本上可以画出类似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中所附的唐长安城宫都示意图来，这样的图虽然不够精准，但会对今后的考古工作有很大帮助。 我还想讲两个具体事例，一开始都是觉得得不出什么结论，而在进一步结合文献后，就能够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 多年前，在南京市中心的明瓦廊北口与石鼓路交界处曾进行过配合基建的考古发掘，结果都是淤泥，似乎没什么发现。其实这也是许多城市考古最后给出的结论。然而，如果事先通过文献对历史上南京的城市结构有所了解，那么，这个地点的淤泥也就有价值了。根据文献记载，东晋南朝建康城的西墙外有一条人工运河，叫作运渎。但它具体在哪里，文献里不可能有答案。在我看来，明瓦廊北口发现的淤泥就是运渎中的淤泥，由此我们就能确定建康都城的西界。可见对历史文献的熟悉程度直接影响到对考古遗存性质的判断。 文汇报：这是确定建康城西界的问题，那么东界呢？ 张学锋：在六朝博物馆往东不足两百米的毗卢寺西侧，前不久南京市文物部门正在进行发掘。这处遗址是一个很大的水塘，发掘范围正好处在水塘的岸边，由南往北倾斜。水塘里的主要堆积是包含前代遗物在内的宋代建筑垃圾。宋代堆积层上是平整过的明代层，再往上就是清代地层，而宋代堆积层以下直至生土层，未能确认到六朝隋唐的地层。 尽管在这里没有发掘出我们通常认识中的有价值的文物，但是结合历史文献，就能从这个地层的叠压关系及所含遗物中做出这样一个判断：这个地方是六朝隋唐青溪的一部分，五代十国时期杨吴南唐重新规划金陵城之际，把素有九曲之称的青溪拉直作为东城濠，青溪弯曲的部分就在城内形成一个个水塘。宋代以后，尤其是进入南宋以后，建康府作为留都，人口大量增长，这些水塘就慢慢地被建筑垃圾填塞了。南京著名的秦淮河，按照唐人道宣的记录，宽度为一百步，约合今140—150米，而今天流经市区的秦淮河（除夫子庙前那一段外）宽度都不足20米，同样是在宋代以后随着人口增长被慢慢地填塞了。 据历史文献记载，六朝都城建康以青溪为东界，因此，毗卢寺西侧这个地点，对于确定建康城的东界意义重大。水塘堆积中出土瓦当、筒瓦、板瓦等较多的东晋南朝遗物，制作精良，是高等级建筑上的建材。由此我们还可以判断，这些建材是开皇九年（589）隋平陈以后将建康城“平荡耕垦”时留下的遗物。 还有一个例子，也是最近的一次发掘。在利济巷侵华日军慰安所旧址东侧地块进行钻探，钻探的结果推测也是一条河道的一部分。面对这样一处地下遗存，较多的意见仍然是“没什么”，似乎要放弃。但是，在建康城的初步复原示意图上，这条水道与六朝博物馆地下保存的城濠是在同一条线上的。这样一来，慰安所东侧的这处河道淤泥也就不再是一般的“淤泥”了，它极有可能来自建康宫城东墙外城濠，是解决六朝宫城东墙位置的重要参照地点。 文汇报：因此，如果我们有了基于文献的预设，在真正面对出土遗迹、现象时，就能更快地做出一些判断？ 张学锋：正是。就像最近发掘的碑亭巷玄武外国语学校工地，揭露出来的水道、涵洞、道路等遗迹现象，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为孙吴晚期孙皓“开城北渠，引后湖水激流入宫内，巡绕堂殿”的遗存。不仅其性质可以推定，而且还能确定这个地点在孙吴晚期的昭明宫范围内。 我给出这么多例子，是想告诉大家，在城市考古中，如果对文献资料熟稔到一定程度，哪怕是淤泥，也可以成为我们复原城市遗址的“史料”。同样，废弃在水塘里的建筑材料，也不是单纯的废弃物，而是还原历史现场的实物依据。长期以来，人们的关注多在于出土的金银陶瓷器物，忽视淤泥、建筑垃圾等其他材料，但就专业的考古学理念来说，更应该用好发掘过程中观察到的地层堆积等现象及砖瓦等出土遗物。 文汇报：您刚刚非常强调《建康实录》在建康城研究上的意义，并且正着手对这部文献进行注释，在这方面大概有哪些可预期的成果？ 张学锋：在发掘资料尚未完整公布的状况下，再次精读《建康实录》并非退而求其次，而是一项积极的举措。我们正采取读书班的形式来轮读这部文献，一方面是希望班员们能够掌握文献的阅读方法，另一方面是群策群力，更广泛地掌握相关的各种信息。 目前《建康实录》通行的点校本有两种，一是张忱石先生的中华书局版点校本（1986），一是孟昭庚等先生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7）。两种点校本在所选底本的基础上参校了几乎所有的版本，旁及相关历史文献，出版以来泽被学林，但又各有长短。我们的工作是充分尊重两种点校本的既有成果，不再重复文献学意义上的版本校对，工作的第一步是互校两种点校本的异同，订正文字、句读的错误，同时参校两种点校本均未涉及的日本静嘉堂藏陆心源抄宋本，做出一个更加完善的文本。 第二步是对《建康实录》进行注释。就历史文献的注释而言，传统的文献学方法是以书校书，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就是在以书校书的同时，将书本以外的资料也纳入注释范围之中。这样的尝试从金子修一主编《大唐元陵仪注新释》（2008）、窪添庆文主编《水经注疏译注》（2008、2011、2015）、李晓杰主编《水经注校笺图释》（2017）等著作中可窥一斑。这些著作注释历史文献时，在传统的文献学方法以外，还吸纳了历史图片、历史地图、出土文字资料、地面文物、现场考察图文记录等，给读者一个崭新的全方位视域。我们希望借鉴上述几种文献译注的经验，加入与建康城有关的城市遗址、墓葬等的资料，将《建康实录》中关于空间分布的信息尽可能以图示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使《建康实录》这部传世文献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现给读者，为建康城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