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让人心痛的一年，富仁师、钱谷融先生、范伯群先生、丁景唐先生先后离我们而去。我在朋友圈里说希望2018年不再有机会写纪念文章，不曾想没几天就传来了让人心碎的消息——刘绪源老师去世了。2012年3月30日晚，《包商时报》邀请上海作者雅集，经陈子善老师介绍，才有了与刘老师请教的机会。自此之后，我们时常微信联系，他送我签名本《前辈们的秘密》，我代《藏书报》向他约稿，也曾为他写过小书评。我与《编辑学刊》的缘分也得益于刘老师的牵线搭桥。
    刘老师，是一位资深编辑。他担任过《文汇月刊》编辑、《文汇读书周报》副主编、《文汇报·笔会》主编。我在《文汇读书周报》、《文汇报·笔会》发稿时，他已经退休。虽然无缘得见他的编辑风采，但自己藏有《文汇月刊》，并在网上搜寻到他担任编辑时，与数位作者的通信。关于《文汇月刊》，他写有长文《当年的〈文汇月刊〉编辑部》，从刊物的作者群、编辑队伍、栏目设置以及办刊特色等方面对《文汇月刊》成为名刊的因素进行了一一梳理，其中提到，“我进编辑部时，兴趣正从小说创作转向散文随笔和理论批评，所以，除协助编一部分报告文学外，主要联系杂文、评论和随笔的作者”。刘老师“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作家的梦”。经笔者查阅，他早年的确写过小说，比如在《朝霞》1975年第8期和1976年第2期分别发表过《女采购员》和《凌云篇》，在《小说界》1983年第2期和1984年第4期分别发表过《变声》和《无标题音乐》。另外，他也写过杂文，他在给某杂文编辑的信中提到，“我虽然自己也在编一个杂文栏目，并偶尔也写一点杂文，但毕竟写得不多，主要的注意力尚未放在杂文上。无论如何，我一定在最近努力写一二篇寄上。”“《杂文界》是我爱读的刊物（那原因之一，是专事杂文的刊物全国仅此一家，稀为贵也）”。关于他早年的创作（小说、杂文），我们也许有不同的评价，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自己的经历让他懂得创作者的甘苦，作编辑同样是一份充满创造性的工作。难怪他在《纯文学编辑的修炼》《编辑家与批评家》等短文中呼吁“一个好编辑应该成为好的批评家，即使不成为批评家，也应有这种一往无前的创造精神，应该和创作者一同创造，成为创造的动力”。
    在作编辑的时候，他经常与作者通信，比如吴小如、黄裳、蓝英年等。他2010年4月27日在给吴小如先生的信中说，“收到大札和新稿，喜出望外。因近一年未有您的消息，甚念。文章仍是思路清晰，尖锐严正，十分可喜。文拟节后即发。这几日忙极。我们刚出差回，正在赶节日版面，我母亲明日还有个手术，我等下要去医院。我们这里一切都好。盼多保重！即颂春安”。他自己刚出差回来忙着排版面，忙着照顾即将做手术的母亲，还不忘给作者及时回信。5月18日的《文汇报·笔会》就刊出了吴小如的《轶闻掌故不宜信口开河》。吴小如去世后，他还写了《出人意料的吴小如》以示纪念，除了回忆，还有深刻的解读：“从性格上说，小如先生是正直固执的程度，认真到顶真的程度，坦率到常专注于在你的得意处挑毛病，谈见解。我想，这就是他一下笔，一开口，常常出人意料的原因所在。他确有独到见解，所谈也别有深度，所以，有这种挑刺式的对谈，其实是一种幸福”。
    除了为他人作嫁衣裳，刘老师更乐于写作，对他而言，写作能给他带来极大的乐趣，“这是一种在艰难跋涉中时时都有新发现的快乐，令人备觉艰辛而又备感充实”，“没有那种愤愤而为或自我献身似的悲壮感，只如鱼之在水，自然而又自然”，“即使一夜间成了腰缠万贯的大富翁，那快乐也难以与之相替换”，“即使从事很抽象的学术研究，哪怕只是从事资料的考订，也还是需要灵感，也可以是沉浸在一种创作的冲动中的”。正是因为这种发现的愉悦，写作的兴奋感，让他这个并非学院中人，却在散文创作与研究、周作人研究、儿童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等领域都有一定建树，他一篇文章接着一篇写，一本书接着一本书出，并且乐此不彼地在众多领域驰骋。
    当然最让我倾心的是他的文风。在《从两篇“红学”文章说起》中，他说：“我不喜欢四平八稳、模棱两可、欲言又止、藏头露尾的文风。但锐气又须伴以理路清明，或者也可以说，理路清明是锐气的基础，真正的锐气是清明的理路延伸的结果。如仅有锐气而在理路上站不住，那就很难服人，其效果，大概也就‘一声震得人方恐’而已了。”借用他的标准反观他自己，无论是《解读周作人》《今文渊源：近百年中国文章之变》等学术专著，还是《我之所思》《前辈们的秘密》等随笔集，都是他“集合叙事说理抒情发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周作人语）所写的“浸透自己思想的文字”，都是有锐气的文章，“锐气又伴以理路清明”，并且做到了鲁迅所说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里有更多心血和真情，有迫切而不能已于言的冲动，也有更为深入的思考”。
    “以独到的深度见长，而趣味、爱好和专长又往往是多方面的”，刘老师做到了这一点。愿他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