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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界有句流行语：“知史的读者，必知京都学派；知京都学派者，必知宫崎市定。”京都学派在国际史学界享有很高地位，因为它既承袭了中国以考证见长的乾嘉学派学统，也吸收了西方以德国兰克史学为代表、强调“史料本身会说话”的叙史特征，将东西史学的两大流派兼收并蓄，在世界史学界独树一帜。京都学派当年就是为对抗日本学界的“崇洋”风潮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而宫崎市定则是继内藤湖南之后的京都学派第二代“掌门人”。通过《亚洲史概说》，我们能感知京都学派的治学风格及特点。 《亚洲史概说》不仅是一本以宏大叙事方式俯瞰历史的杰作，而且在细节把握上也颇显功力，将“京都学派”善于见微知著的学术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宏观和微观的巧妙结合，为包括亚洲史研究在内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值得关注的方法论启示，这是我作为曾经留学京都大学的专业研究者，在读完《亚洲史概说》后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也是我决意为此书写一篇述评的原因。 用经纬分明的“坐标”观察历史 宫崎市定在书中明确阐述了他进行亚洲史研究的原因：“欧洲的历史已经得到了各方面的探讨，且看上去可以直接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而亚洲史的相关探讨却明显滞后，亚洲尚未找到自身在世界史上应有的位置。”从这番论述中，我们不难觉察他欲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目的。 《概说亚洲史》由绪论、结语和八章正文构成。在文中篇幅为30多万字的论述中，作者为亚洲史研究设定了一种与他人不同的构架。例如，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前主席罗兹·墨菲的《亚洲史》也是在学界深受好评的杰作。但是，墨菲的《亚洲史》各章，仍是按照诸如“亚洲的宗教及相关文化”“古印度文明”“古中国文明”“中世纪印度和东南亚”“中国的黄金时代”建构。这种对内容和国别分门别类的建构，难免落入“亚洲史就是国别史的组合”之俗套。但宫崎市定的《亚洲史概说》的各章，则是以“亚洲诸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亚洲诸民族的相互交往”、“亚洲诸文化的交流及其展开”、“近世文化的展开”、“最近世文化的东渐”等为题，强调“亚洲史”不是国别史的组合，而是不同民族的交流及因此形成的文化融合。强调文化特别是宗教对民族性格的影响，则是“京都学派”的理论特色之一。 宫崎市定对亚洲国家的形成特质，也有着独到的见地。按照现代政治学概念，国家是由国土、国民、文化、政府四大要素构成的，是存在于特定空间的人类共同体。人类先有历史，后有国家。但宫崎市定在以“历史的起源”为题的本书最初部分，即开宗明义地指出了亚洲的特点：人们倾向于聚集到城市，形成城邦，“在古代亚洲，这种城邦的分布十分广泛”，这种城邦是最初的国家形态之一。他认为，“真正的历史可以说始于国家的形成”。这一观点，使历史（时间）和国家（空间）并列，从而使读者更能够在经纬分明的“坐标”上多维地观察历史，从而发现影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 将特定的历史事件置于“坐标”上进行考察，能拓展观察历史的角度和方法。众所周知，中国有强调“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所谓“经”就是纵向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在中国始终具有“兴替之鉴”的功能。但是，宫崎市定在《亚洲史概说》中强调的，不仅是纵向的政权“兴替”，而且是“纬”——同时段不同国家民族的发展变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所产生的极大影响。他写道：“农耕民与游牧民、先进国与后进国之间的对立乃至相克，在历史上呈现征服与被征服、影响与被影响的形态……在来自外部的新的冲击之下，开始出现分裂的倾向。于是，秦汉帝国分裂为三国与南北朝，波斯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欧洲也同样出现了罗马帝国的分裂。” 不过，在《亚洲史概说》中，所谓“先进与落后”，并不是绝对的。他特别指出，“以往的史书往往以都市生活为文明，以游牧民族为野蛮，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决定性的差异。但这只是以十年为单位、对短期的时代变迁进行观察后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以百年为单位，以长远的历史眼光来审视，历史上的那些游牧民族与定居生活的民族之间，在智能水平上几乎不存在任何明显差异。”这番话，显示出曾长期在法国和德国留学、讲学的宫崎市定，明显受到德国的“文化社会学”、“社会历史结构论”，以及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他还指出，“以往的史家总是倾向于认为，欧洲与西亚、西亚与东亚完全是相互孤立的”，因此，他的工作就是改变这种倾向，强调这些地区并不孤立。换言之，具有“推陈出新”的明确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