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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和文化成为社会价值 宫崎市定的《亚洲史概说》，突出强调文明的意义。历史学研究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按照时间顺序，把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另一种是按照空间范围，把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文明区域”。但是，宫崎市定采取了一种既注重时间顺序，也注重空间范围的分析法。前者，如下面所述，表现为他对“长时段考察历史”的强调，后者表现在他对文明或文化的注重。他在“亚洲史是什么”的标题下写道：“亚洲内部存在相互独立的多个文化中心，即使大而化之，也至少可以举出西亚的波斯-伊斯兰文明、东亚的中华文明、居于其间的印度文明以及东端的日本文明这四种文明形态。”从这番论述中不难发现，对宫崎市定而言，文明和文化显然是同义语。但在他曾经留学和讲学的法国和德国，两者显然不是同义语。 根据词源学考察，英文中的“文化”（culture）一词源于拉丁语的cultum，原意为耕作、栽培，后引申为教育、教养。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则源于拉丁语的civilis，即市民的，衍生义为都市化。18世纪以后，一些法国思想家引申了文明和文化的原义，将“文明”视为“野蛮”的对偶，将“文化”和“文明”视为一种递进关系，认为文明社会不同于原始社会，因为它是定居的、城市的、非文盲的。之后，他们更以文明指代先进国家，用文化指代落后国家，使文明和文化成为一种社会价值判断标准。例如，法国学者马奎斯·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就秉持这种观点。正是这种观点，使孔多塞被誉为“历史进步观的奠基人”。 另一些法国学者认为，文化和文明分别对应于精神和物质，即“精神文化”和“物质文明”。二者不仅是非连续的，而且是构成对偶的。哲学、宗教、艺术之类的精神文化和科学、技术等物质文明，有着本质的差异。前者是内省的，后者是外在的；前者富有个性，后者具有共性；前者和价值观有关，后者同价值观无关。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掌门人”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就是这一观点的坚定捍卫者。他在《论历史》中强调：“想要用德国的方式把文化分离于其基础——文明，是虚妄的。” 但是，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弟弟阿尔弗莱德·韦伯通过他在《文化社会学》中提出的“历史内在结构论”，则将文化和文明分离，既维护了不同民族或地区文化的“独立”，也强调了全人类文明的“统一”。他的“历史内在结构论”将历史分为“文明过程”和“文化运动”。前者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主要内容，后者以哲学思想、精神风潮、艺术直观、宗教信念的变迁为主要内容，二者存在四方面差别：首先，文明是被“发现”的，而文化则是被“创造”的。例如，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各种定理在被“发现”之前，实际上已经“存在”。但是，一切文化的发展始终是创造的并带有创造的标志。例如，上帝和宗教，就是“创造”的。其次，“文明过程”中的“发现”具有时间和空间的累积性。例如，引力法则在任何地方都适用。但是，在“文化运动”中产生的一切事物，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例如，同一种宗教在不同地区看似相同，但本质上都带有民族特性。再次，文明过程中的“发现”具有普遍适用性，而文化运动中的“创造”则具有“排他性”和“一次性”。最后，文明过程存在明确的目的性和选择性，如自然科学，而文化运动则没有直接的“功利”色彩，如宗教。 宫崎市定的治学风格和理论，虽然受西方学术影响，但绝没有“食洋不化”。他既没有强调文明和文化存在本质差异——在《亚洲史概说》中，两者几乎是同义语，也不认为两者是一种递进关系。他的观点具有法国“年鉴学派”的色彩，即强调“以长远的历史眼光”认识差异，并指出先进和落后是相对的、会发生转换的。他指出，“蒙古人和满族人曾被汉人视为未开化的夷狄，但他们移居中原以后，仅几代人的时间就涌现出了许多中原汉人所不能及的豪杰。欧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曾是最落后的、未开化的民族，但他们已成为优秀文明的所有者”。为什么会这样？按照宫崎市定的解释，交通的发达及其由此产生的外部文明的刺激，是关键因素。他强调：“世界史的发展契机也正在于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