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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国家不会独立成长与发展 宫崎市定非常强调“交通”的意义，因为交通不仅为文化交流创造前提，而且对国家地位有重要影响。他写道：“假如一个民族或国家支配的交通线虽然短小，却是世界交通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么这个民族或国家也必然在世界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因为此，宫崎市定对“交通”有着特别的关注。他在《亚洲史概说》第三章“亚洲诸文化的交流及其展开”第一节“海陆通商的发展与亚洲循环交通的形成”中，一开始就以“世界的交通”为题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史上出现的各个民族和国家，绝不是各自独立成长与发展的。”随后，论述了经中国、中亚、波斯通往西方的陆路“北大道”，以及经中欧东海、南海及印度洋到达西方的海路“南大道”，同时指出，“在南、北两大海陆道路之间，存在着许多将二者连接起来的支线：从中亚出发，南下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的路线；从中国西南部出发，穿过缅甸抵达印度洋的缅甸路线；沿着中国海岸线，贯穿中国南北的大运河路线。” 上述独具慧眼的考察和分析，为他提出独创的“西亚文明东流论”，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在“波斯文化的东渐”一节中指出，“希腊文化的冲击非但没有破坏波斯文化的传统，反而促使波斯文化吸收和接纳了许多其他的文化元素，从而刺激波斯文化释放出新的光彩。”毋庸赘言，很多唐朝文物所具有的波斯文化特质，就是“西亚文明东流论”很好的诠释。 在强调以空间作为基本范畴的国家及文化的同时，宫崎市定也对以时间作为基本范畴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提出了“民族国家形成的两大类型”。按照“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民族国家形成确实具有两种类型，一是“从国家到民族”（from statetonation）。例如，埃瑞克·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提出，“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二是“从民族到国家”（fromnationtostate），如阿尔贝·索布尔在《法国大革命史》中强调，“民族是一个整体，全体公民都汇成一体，等级和阶级都不复存在，全体法国人组成了法兰西民族。” 但是，宫崎市定在《亚洲史概说》一书中提出的“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两大类型”，是指经历了城邦阶段形成民族国家和未经历城邦阶段直接结成民族国家，这两者同时存在于亚洲，差异相当明显。 按照宫崎市定的观点，经历城邦阶段的民族国家，为了确保独立自主，要求其成员具有强烈的爱国心。若城邦灭亡，取而代之的一是个人主义，二是世界主义。他强调指出，“这种民族国家对继承自城邦时代的古老文化感到自豪，并倾向于以文化的有无，将自身区别于周边的其他民族。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和东亚的中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宫崎市定的这番论述，确实揭示了前近代中国的典型特征。按照中国传统的“华夷秩序”观念，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皆属于“化外之民”——文化以外的民众。“华夷内外之辨”，主要是以“文化”而不是以“疆域”为边界的。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满族人建立的清朝，之所以构成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与其说他们本身属于中国的少数民族，毋宁说他们传承了华夏文化的血脉。尤其是清朝，更是通过科举的方式，使今天被称为“国学”的经史子集传承有人，生生不息。 没有经历城邦阶段的民族国家，如亚洲北部的满、蒙、突厥系诸民族的国家，大多是游牧民族，缺乏固有的先进文化，“这些民族曾多次征服中原社会，但不久之后反而会在文化上被中华文明征服，他们的文明化往往会导致自身的衰亡”。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谓的“衰亡”是指民族融合。按照宫崎市定的表述，“民族不是通过血统的差异就可以自然确定的，而是由更大的历史环境塑造的。”所谓“更大的历史环境”，主要就是文化环境。宫崎市定的这番论述，和恩格斯的观点不谋而合。恩格斯指出，“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被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而民族融合，不仅是多民族国家中国的一大特征，也是维护作为中国核心利益的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关键要素。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亚洲史概说》 [日]宫崎市定著 谢辰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