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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的申报结果出来之后，中国哲学界特别是宋明理学领域相关学者给予广泛关注，同时也提出了一些疑问，主要有两个问题：为什么要重写以及如何重写《宋明理学史》。本文想就第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要重写”谈些初浅的想法，供学界批评指正。 挖掘新材料与增强方法论自觉 20世纪80代，在侯外庐先生的带领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思想史室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先后推出了《宋明理学史》上下两册共130万言的巨著，代表了当时中国哲学界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的最高学术水平，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然而，学术著述往往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宋明理学史》亦概莫能外。由于受到某些时代条件的制约，该著在资料准备以及观念运用等方面带有浓厚的时代痕迹，如对理学基本文献的掌握还存在较大欠缺，文献解读以及理论研判等方面也受制于某些观念预设（如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负面评价居多）等。 此后30余年来，中国哲学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宋明理学史》进行反思和总结，摆脱各种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局限。更重要的是，要在对30多年来的研究进行总体反省的基础上，紧扣时代主题，增强问题意识，重新推动对宋明理学更为深入而全面的研究，从而充分展示当今中国哲学界的理论学术水平。为此，我们需要着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全面掌握基本文献，二是深入拓展理论研究。 近年来文献整理的实质性推进以及大量古籍数据库的建设，为我们的“新编”奠定了充分的物质基础。文献资料好比食粮，有了食粮才能下锅做饭。这是使“新编”得以成其为“新编”的首要条件。然而，材料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了新材料还不够，关键在于如何解读这些新材料，如何使用这些新材料。为了实现“新编”的目标，我们应当深入拓展理论研究，创新研究视角和方法取径，增强方法论自觉。需要强调的是，方法需以文本为基础，从文本中总结出方法，这才是真本领所在。另外，方法作为“工具”，是为实现某种目标而服务的，因此，它应当是多元而非一元的。如果将方法看作“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自家珍宝，往往意味着学术气局的狭小，不值得推崇。拓展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深度，应当积极汲取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研究方法，无论它是来自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 再者，哲学问题从来不是抽离于人类历史文化背景而产生的，它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必然表现为具体的普遍性。举例来说，由于近年来东亚儒学研究领域的开拓，我们发现在中国儒学史上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哲学命题，传到日本和韩国之后却发生了奇妙的转化。一些看似绝对的思想命题，在日本与韩国儒学史上的解释就显得很不一样，特别是在近世日本儒学史上，不少儒者竟然试图全面颠覆宋明理学的天理观，还有些儒者对思孟一脉的仁政思想以及良知本心观念不以为然。这些历史现象表明，任何一种哲学性问题只要落实到具体的地域文化传统中，就必然会产生具体性的转化。这也告诉我们，在从事宋明理学研究之际，我们的方法论也应当充分注意哲学性、普遍性以及具体性等方面的彼此关联，若用某种固态化的立场预设以概其余，而忽视历史文化的具体语境，就不免产生偏失。 重新审视“理学”问题 宋明理学研究既需要一种哲学的观照以及哲学史的研究进路，同时也需要开拓视野，充分关注儒学、经学乃至政治文化史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取径和方法多元的设定，必然涉及如何理解宋明理学这门学科的性质问题。严格说来，宋明理学只是中国哲学学科的一个研究方向或领域，这一研究方向的确立相对于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来说是比较年轻的，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然而，若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宋明理学的称呼只是一种方便法门，因为在严格意义上，“理学”一词难以涵盖整个宋明时代的儒学思想发展，更难以穷尽宋明时代的思想文化发展。只是由于习以成俗，我们不妨采用“理学”一名，但在我们的意识深处，确实需要有一种自觉。 在我们看来，宋明理学其实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是对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隋唐佛教等思想的一种创造性继承和转化。一方面，宋明理学对于“性与天道”“天人关系”“心性构架”“理气问题”“本体工夫”等哲学问题的探讨，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这就要求我们注重对理学问题的理论性研究。另一方面，理学作为儒学的一种发展形态，若将其置于宋明理学史整体背景下来思考，我们会发现其理论形态是多彩多姿的：既有强烈的以重建道统为旨趣的道学一脉，又有超越汉唐传统的新经学思想；既有理学模式的观念学说，又有事功学的思想追求；既有以性即理为主导的理学建构，又有以心即理为主导的心学思想；既有以道问学为趋向的格物致知理论，又有以尊德性为主要导向的身心之学的取向；既有以“四书五经”新经典的确立为标志的儒学精英化转向，又有以书院讲学、民间讲学为标志的儒学世俗化转向。诸如此类，我们很难用“理学”一词来加以统摄。出于对上述这些问题的自觉意识，我们的研究取向不得不从宋明时代儒学思想发展的全局来重新思考和安排。在此过程中，我们将力图打破以往的通史性或断代史研究中以平衡人物对象为原则的研究进路，基于以问题研究为主、以人物个案研究为辅的考虑，把重点放在朱子学以及阳明学的理论研究上，以此两点为主轴，上下打通，力图对宋明理学思想发展作出整体性以及多元性的全面展示。 “理学”研究助推中国哲学发展 在宋明理学研究过程中，还必然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评估宋明理学对于中国哲学发展的意义。一方面，“宋明理学”是一个老名词，从黄宗羲两部学案算起，以宋明时代为界线，以理学问题为核心，以学术史思想史的梳理为手法，黄宗羲、全祖望就已经初步建构起“宋明理学史”的框架。另一方面，相对于传统文化而言，“中国哲学”却是一个新名词，是20世纪初才出现的一个新领域。关于这个名词的合法性问题，自其诞生之初起就一直存在而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前些年还发生过有关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但是，若把“哲学性”理解为对宇宙人生等所有根本问题之追问和思考，那么，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显然也有哲学性问题的存在，它作为中国人的一种思想智慧，在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当中，绵延不绝，延续至今。无论从文献经典的丰富性和思想性，还是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广度和深度等角度看，中国都有着自己的哲学传统，只是中国哲学问题的表现方式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而已。 那么，从宋明理学的角度看，它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什么意义呢？要而言之，我以为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儒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峰。作为儒学复兴运动的宋明新儒学，不仅是对先秦以来传统儒学的创造性继承和转化，而且对于近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近现代儒学思想在中西古今这一时代课题的逼迫下，得以迂回发展或开拓新路，多少都与如何理解宋明理学的思想理论、如何继承和发扬宋明理学的思想遗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儒学发展史上如果没有宋明儒学的发展阶段，那么近现代之后的所谓新儒学将难以重现，因为当代新儒家是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性继承，这是不争的事实。 总之，就当今中国哲学发展而言，既要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也要尊重传统，反省和抛弃“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傲慢态度。而传统文化如何回应时代关切，如何实现自身的创新性转化，正是我们重写《宋明理学史》的一个重要问题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明理学的深入研究对于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增进我们的文化自信必将起到积极正面的助推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17ZDA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