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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对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研究颇多，殊不知曾国藩对于社会教育尤其是科技教育也有自己的见解。虽然曾国藩加强科技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挽救日渐走向衰亡的清朝政府，但他的科技教育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在封建社会，教育的总体特征是教育与科举紧密相连，科学与人文完全分裂。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下层民众要改变自己在社会中的等级，唯有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考试的内容多为四书五经、程朱理学等，脱离社会现实生活。长期的科举教育体制已经令国人窒息。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力主废除科举体制，培养新式人才。龚自珍主张国人学习“西洋奇器”以期国家强大；林则徐也认为应该变革教育内容，向西方学习，开眼看世界；魏源主张教育应更注重“经世致用”，国人应更多学习有实用价值的学问。他们的观点和实践是中国近代科技教育改革的先声。而洋务派在大办洋务的同时所设立的新式学校，则为中国近代科技教育奠定了基础。曾国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自己发展科技教育的主张。 曾国潘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西方国家在我国开办的教会学校，他们一方面在我国输入西方价值观，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实际上，这些教会学校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科技教育的承担者，他们开设的课程不再局限于四书五经、程朱理学，增加了生物学、地理学、生理学、算术和其他各门自然科学，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新型人才。深受曾国藩赏识的容闳、华衡芳、李善兰、徐寿等人曾是教会学校的学生，都被曾国藩委以重任，是中国最早的科技知识分子。 同一时期西方各国的科技教育则几乎完全由国家来承担。例如19世纪初，英国的怀特·布雷向议会提交正式议案，提议国家通过预算的方式来资助国民教育，1839年英国各级各类学校的经费投入和管理全部由国家承担，而教育的内容则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类知识。随着西方各国大学教育的不断发展和成熟，西方的科技教育日益走上体系化、制度化的道路，科技文明一日千里。相对而言，中国则依然局限于传统的“旧学”，新式科技教育仅是零星的点缀。在此背景下，曾国藩倡导科技教育，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以利华夏的思想和实践无疑具有时代意义。 当时的清朝政府已病入膏肓，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西方列强纷纷入侵并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清朝政府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政权岌岌可危。曾国藩忧心忡忡，逐渐认识到，国家之所以堕落到任人欺侮的局面，根源在于国家的科技水平低下、科技人才奇缺、武器装备落后。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加强国防力量，这就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大力发展科技教育。 曾国藩是近代中国社会较早重视科学技术的人之一，他认为国家要强大，民族要自立，就离不开科学技术，必须通过教育来培养一批科技人才，建立和发展军工企业，学习西方的造炮制船技术。因此曾国藩继承和发展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将其发展为“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将魏源和林则徐等人的思想付诸实践，学习西方科技、举办近代兵工厂、造船制炮，增强国防力量，御敌于国门之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