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郭永琴(1981-)，女，山西阳泉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硕士。
    基金项目：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特别委托课题(2015)
    晋国是我国先秦时期一个重要的地方封国，从立国到灭亡，前后经历六百余年的时间。晋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元侯级诸侯国。当时，它是周人在汾河谷地的重要战略支点。西周末年，随着晋文侯勤王，晋国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到了春秋时期，自晋文公始，晋国不仅成为中原霸主，霸业持续百年之久，而且也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诸侯国之一。
    晋国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是一朵奇葩。它最早打破西周宗法制的束缚，实施打击公族，任用军功的政治策略，从而促成了独特的六卿执政的政治格局；晋国多次制定法律并坚持贯彻法的思想，使之深入人心；晋国最早采取新的行政区划——县，并形成完整的县制，开创了中央集权的先河；晋国军事制度发达，并深入到职官设置上，形成了军政合一的职官体制；晋国还采取了博大包容的人才政策，“楚材晋用”不仅成为一时美谈，同时也促成了晋国的百年霸业；晋国制造的商品曾一度控制了春秋时期的中原市场；它创造的城邑建造模式和多种先进制度，制造的晋系青铜器，以及长期秉承的重贤任能，礼法并重的思想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独立的先秦史研究是在20世纪开始的。而独立的晋国史的研究则更晚，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晋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
    20世纪初到1978年以前是晋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恰是中国史学界经历大变革的时期。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实证主义方法的传入和新材料的发现，中国学人将之与自己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相结合，采用新材料与旧文献相互发明的二重证据法，研究上古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在新思想的冲击下，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古史辨”派崛起，对旧的古史系统以及记载这些旧史的古文献提出了怀疑。他们提出了所谓“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这一古史观对当时中国的历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传说时代及其人物的认识上。这一时期，学者们绝大多数都接受了进化史观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西周至战国历史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相比之下，晋国史的研究成果则寥若晨星，仅有容庚的《晋侯平戎盘辨伪》、杨树达的《赵孟疥壶跋》和王玉哲的《晋文公重耳考》，其研究内容尚徘徊在传统的研究范围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晋国史研究引起史学界的注意，开始有学者专门研究晋国的问题。如常正光的《春秋时期宗法制度在晋国的开始解体与晋国称霸的关系》、应永深的《论春秋时代鲁国和晋国的社会特点兼及儒家和法家产生的历史背景》、张以仁的《晋文公年寿辨误》。
    考古发现也给晋国史研究带来了契机。建国后，考古工作备受重视，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山西省考古所在山西境内开展了多次调查和发掘工作。1965年11月到1966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牛村古城附近发现并发掘了侯马盟书。盟书及其反映的历次盟誓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刚一发现便震惊了学界，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郭沫若在《文物》1966年第2期上率先发表《侯马盟书试探》，随后盟书发掘者张颔也发表《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此外还有陈梦家的《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将出土盟书与周代的盟誓制度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学者对侯马盟书研究的热情也未减弱。如陶正刚和王克林的《侯马东周盟誓遗址》、唐兰的《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朱德熙和裘锡圭的《关于侯马盟书的几点补释》、李裕民的《我对侯马盟书的看法》等。1975年，《文物》杂志在第五期上专门刊出一组四篇关于侯马盟书的研究文章。
    总体来看，1978年之前受当时史学研究风气和政治环境的影响，晋国史研究虽然已经起步，但是成果还非常有限。
    二、晋国史研究的形成与发展阶段
    1978年到2000年是晋国史研究的形成与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从事晋国史研究的学者大增，山西境内的高校和相关刊物也积极搭建平台促进晋国史研究的展开。同时伴随新的考古发现，晋国史研究在时空上也得到了拓展，开始从山西学者研究的重点发展为全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迎来了新生。在历史研究走向正轨的同时，大量考古发现的资料也为研究地方史提供了新机遇，在春秋时期与楚国长期争霸的晋国历史的研究也被山西学者日益重视起来。1979年，罗元贞先生率先在《山西大学学报》上发表《晋国的爰田与州兵》。1982年，张颔发文呼吁：“晋国地望在山西，作为山西省的史学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于晋国史和晋国文化的研究有着不可推却的责任，这不仅是山西社会科学的一件大事，就是对于全国史学界来说，也是不可漠视的重要课题。”[2]同时《晋阳学刊》开辟“晋国史研究”专栏，为晋国史研究搭建平台。山西学者也纷纷在《山西师大学报》等刊物上发表晋国史研究的文章。晋国史研究逐步引起山西史学界和全国学术界的重视，进而促进了我国国别史、区域文化研究的形成。与此同时，位于史籍记载的陶唐故地——临汾的山西师范大学率先建立了晋国史研究室，该研究室的常金仓和李孟存通力合作在1988年出版了《晋国史纲要》一书，该书结合古文献和考古资料，首次将晋国的历史展现在人们面前。全书共分十六章，二十余万字。该书在注重传统政治史的同时，也开始重视晋国的其他领域，尤其是对晋国的经济发展分门别类，并对戎狄关系、思想文化等都设列了专章详细论述，颇有新意。尽管由于时间和资料的限制，本书在许多问题上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细致，但《晋国史纲要》仍然是晋国史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成为此后晋国史研究者的必读著作。1999年，李孟存、李尚师又在《晋国史纲要》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增补，出版《晋国史》，第一次完整地展现了晋国的历史。
    由于春秋时期是晋国发展的鼎盛时期，记载这一时期晋国历史的文献非常丰富，加之晋都新田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的佐证，为这一时期的晋国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因此晋国史研究最初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春秋时期。学者们围绕这一时期晋国的各项制度、人物、史事、对外关系、思想特征、世族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关注的焦点有晋“作爰田”、晋文公史事和思想、晋国的县制等方面。晋“作爰田”是学者们争论比较大的课题。1982年，林鹏发表《晋作爰田考略》，引起了学术界对“作爰田”的大讨论。不久，李孟存、常金仓随即发表《对〈晋作爰田考略〉的异议》。之后，双方以《晋阳学刊》为阵地，展开了交锋。林鹏发表《再论晋作爰田——答李孟存、常金仓二同志》、李孟存和常金仓回应以《爰田与井田——与林鹏同志再商榷》。此后，这一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相关文章有罗元贞的《论晋国的爰田与州兵》、李民立的《晋“作爰田”析兼及秦“制辕田”》、邹昌林《“作爰田”和小土地占有制的兴起》、周苏平的《论春秋晋国土地关系的变动》、周自强的《晋国“作爰田”的内容和性质》、袁林的《“爰田(辕田)”新解》。
    西周时期的晋国早期历史，由于史籍记载缺失，且无系统的考古资料佐证，因此研究相对有限。直到20世纪90年代，天马一曲村遗址发掘报告公布，西周时期的晋国史研究才有了突破。在这一遗址最重要的发现就是晋侯墓地，从1992到2000年共发掘了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除车马坑和个别陪葬墓与祭祀坑外，基本上已揭露完毕。晋侯墓葬出土了大批精美的青铜器、玉器、漆器、原始瓷器等，许多青铜器的铭文还载有晋侯名号。天马—曲村晋国遗址的发现作为我国20世纪考古最重要的发现和成果之一，其材料一经公布便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也掀起了晋国史研究的热潮。对晋侯墓地及其出土器物的研究成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晋国史研究的主流。2000年之前，学者们对晋侯墓地年代学、出土器物及其制度、墓地制度、晋国迁都等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代表性著论有：邹衡的《论早期晋都》《晋始封地考略》，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考古队的《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及相关问题》，李学勤的《晋侯邦父与杨姞》《〈史记·晋世家〉与新出金文》《试论楚公逆编钟》《晋侯苏编钟的时、地、人》，王人聪的《杨姞壶铭释读与北赵63号墓主问题》、李伯谦的《从晋侯墓地看西周公墓墓地制度的几个问题》、张长寿的《关于晋侯墓地的几个问题》等。
    单件器物中晋侯稣钟、楚公逆钟、晋侯夨方鼎和杨姞壶是研究的重点。而晋侯稣钟又是重点中的重点。对其讨论的文章之多堪为诸器之首。晋侯稣钟完整地记载了周晚期某王三十三年，晋侯稣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除了这场史书无载的重要战争外，铭文还记录了“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方死霸”五个记时词语，对于研究西周历法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全篇铭文用利器刻出，笔画流畅整严，为我们研究西周晚期文字提供了新的材料。鉴于晋侯稣钟的这些重要价值，从1996年开始，它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1997年《文物》杂志专门组织多位著名专家对晋侯稣钟进行笔谈。
    晋国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还带动了晋文化以及三晋文化研究的展开。1988年，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旨在挖掘和研究山西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其研究重点就是晋国和韩赵魏三晋历史文化。1997年，李元庆集多年研究成果而成的《三晋古文化源流》出版。他通过对山西地区历史与文化变迁的宏观研究，提出三晋古文化研究的“三个历史层面”和“三大理论层次”，并呼吁构建“晋学”研究。1998年，三晋文化研讨会召开，会议“围绕西周到战国，主要是春秋和战国时代的晋国文化和韩、赵、魏三晋文化这个中心议题展开了学术探讨”[3]2。在此次研讨会上，多位学者积极响应李元庆提出的构建“晋学”研究的建议。如张有智的《二十一世纪呼唤晋学——读〈三晋古文化源流〉》、高增德的《时代呼唤“晋学”或“晋文化学”——兼评〈三晋古文化源流〉》。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思想禁锢的解除和各地学术交流的加强，晋国史研究开始蓬勃发展起来，而且它的发展一直是和山西区域历史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又是与中华历史文化的研究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