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晋国史研究之展望
    毫无疑问，晋国史研究从通史研究的附属，逐渐成为国别史研究的重头，进而得到不断的深化，不仅使人们认识到了晋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先秦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百年来晋国史研究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将近四十年的蓬勃发展，晋国史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面对未来，晋国史研究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积极吸收新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建国后成为历史学界的指导思想，在其指引下新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作为中国史学研究指导思想的地位是不能动摇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积极吸收新的理论成果，拓展研究的领域，形成新的历史认识。如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理论，将历史时间区分为三种：“长时段”，也叫自然时间或结构，主要指历史上长期不变或变化极其缓慢的现象；“中时段”，也叫社会时间或局势，主要指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形成一定周期和节奏的现象；“短时段”，也叫个体时间或事件，主要指历史上突发的现象。布罗代尔认为三种时段的辩证关系构成了历史，这三种时段彼此关联，长时段起长期决定性的作用，是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制约中时段及其演变，中时段只能对历史进程起直接的重要作用，而短时段不过是长时段在历史表层的一种反映。只有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突破传统的通过宏大叙事建构起来的以政治演变为主导的通史性研究范式，更加重视那些在晋国六百余年的时间中所出现的诸如物种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和地质变化等对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但被忽略的现象。如，晋国在六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地理环境是一个长期不变的因素和一种长期起决定性作用的结构，但是在六百余年的时间里，气候因素却在发生着变化，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水文的变化和动植物的更替，由之还会造成气候灾害的消长，这些都会影响到晋国的政治、外交、战争、社会、日常生活的发展。它又提醒我们，每个区域社会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而是互为发展条件，其间之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关系变化都是推动区域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晋国的发展不仅受到西周王朝的影响，而且在其独特的区域环境中与周边部族和国家的互动也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动力。
    其次，积极引进多学科研究的方法，拓宽研究视角，积极开展比较研究。多学科研究早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新趋势。在晋国史研究方面，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研究相结合便是很好的范例。但是要想继续深入研究，这些就显得很不够。不过现在的已有成果显示，在青铜器研究上，已经出现采用先进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青铜器的工艺进行科学解释的成果。也有学者在人口研究方面，用人口计量学的方法，利用数理模式，进行科学统计和计算，得出相对精准的结果。但是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使用在晋国史研究方面还很有限，急需加强。如，应用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加强对晋国政治结构的研究；应用中心地理论、共同体理论和方法，重新认识晋国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等。而现在科技的发展和其他学科研究的进步也为我们尝试应用多学科成果提供了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吸收也必将为晋国史研究的深入注入新的活力。
    另外，比较研究还相当薄弱。有学者在评介《春秋晋国赵氏研究》时指出：“春秋时期家族兴起是一种普遍现象，‘政出家门’是各国皆有的问题，加强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赵氏家族的历史和当时社会的变化，比如齐国陈氏是可以与赵氏家族进行比较研究的绝佳资料。”[6]除此之外，晋国和楚国作为春秋时期长期的对手，其发展道路、霸业模式、社会特点、集体心理等各个方面都有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其实，晋国和其他诸侯国之间也有很多比较研究的课题值得开展，在晋国内部各家族之间的比较研究也有开展的必要。
    第三，宏观和微观研究都有待进一步加强。近百年来的晋国史研究比较重视微观领域，对人物、事件、组织或制度等已做了较多的考证、叙述，其面貌已相对清晰。但是还有一些领域的研究没有开展，如聚落研究和日常生活研究。众所周知，聚落是文明的根系，它的存在推动了文明的互动，最终促成了文明的统一。聚落又分为城市聚落和乡村聚落，进行聚落研究有助于全面了解晋国基层的发展状况。与之相关的还有日常生活的研究。历史研究本质上是对人的研究，那么对人的日常生活的研究就是其内在之义。可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着力，现在考古学资料和聚落考古的发展已经为我们展开这项研究提供了可能，只要我们把眼光向下，这些研究不仅会为晋国史研究增添新的内容，而且必将成为晋国史研究新的热点。
    宏观研究方面一直是晋国史研究的短板。近些年也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但是数量非常有限。只有王万辉的《重新认识晋国在中国古代史的地位》、李尚师的《晋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几篇而已。晋国在先秦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不仅是周代重要的封国，而且是春秋时期的霸主。其霸主的地位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盟主地位，而且反映在政治体制先进、经济强盛、文化繁荣上，尤其是晋国尚武、尚法、尚能的发展道路以及具有变革精神、开放精神和包容精神的思想理念，不仅对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有学者提出，“从方国到帝国，晋是方国的终结者，又是帝国的前提和前夜。”[7]因此，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高度去研究晋国史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此外，对晋国政治体制结构的研究也应该引起注意，封国政治体制研究是周代政治体制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春秋之后，晋国政治体制结构的变化又对此后中国中央集权体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晋国政治体制的结构及其变迁是今后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四，晋国史研究也应该走古为今用的道路，为现实服务也是历史研究的目的之一。晋国史在这一方面有着独到的优势。一个身居山林，拜戎不暇，立国环境如此险恶的地方封国能够在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局面中不仅得到了成长，而且成为诸侯的霸主，其经验教训值得进行全面总结。尤其是晋国的变革路径、制度革新、经济政策、民族观和政策，以及价值理念、人才观等，都对当今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地方文化建设和经济转型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另外，晋国又是法家思想的发源地，儒家思想的重要传播地，是名商巨贾的实践之所。研究他们的思想文化，有助于理解山西地区民众的集体心理和思想意识的渊源，有助于我们传承优良的文化传统。
    最后，与其他国别史研究相比，晋国史研究的系统性著作屈指可数。诸如晋国的城市与建筑、经济、文化、思想、服饰、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专著基本没有，晋国史的专题性研究尚需加强。
    总之，晋国史研究经过众多学者百年来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现在的晋国史研究正处于最佳的时期，我们应该抓住机遇，争取开创晋国史研究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沈长云.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J].历史研究，2000，(4).
    [2]张颔.重视对晋国历史及晋国文化的研究[J].晋阳学刊，1982，(1).
    [3]李玉明.序[A].李元庆.三晋学术研讨会论文专集[C].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4]雯梅.群贤毕至——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J].上海文博，2002，(1).
    [5]李伯谦.喜读李尚师《晋国通史》[N].中国文物报，2015-1-30(4).
    [6]徐义华.评《春秋晋国赵氏研究》[N].中国文物报，2008-64(4).
    （刊于《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