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国史研究的繁荣阶段
    21世纪以来晋国史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旧有研究领域在继续深化的同时有所突破。在人物方面，由于地方文化研究的兴起和繁荣，促进了卿大夫一级人物的研究，使其和国君一样成为研究的重点。尤其是对赵氏人物的研究最为集中，成果最多。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晁福林的《试论赵简子卒年与相关历史问题》、张润泽和孙继民的《赵简子平都故城考》、董林亭的《论赵盾》、白国红的《“赵氏孤儿”史实辨析》等。
    与之相关的是世族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家族研究成为热点。晋国的公族和主要卿大夫家族基本都已被研究。其中卿大夫家族成为高校硕士学位论文的集中选题。截止2014年，相关硕士学位论文已经达到10篇之多，所涉家族包括韩氏、智氏、羊舌氏、魏氏、荀氏、郤氏、栾氏、中行氏、范氏等。此外出现了一批相关的学术论著，如聂淑华的《晋国的卿族政治》、白国红的《世族的崛起与春秋政治格局的演变——以晋国赵氏为个案》、曹丽芳的《晋国中行氏兴灭及世系考》和《晋国知氏兴灭及世系考》、张海瀛的《赵简子家族与早期晋阳文化》、杨秋梅的《春秋时期的晋国公族及其特点》、白国红的专著《春秋晋国赵氏研究》、王准的博士论文《春秋时期晋楚家族比较研究》、李沁芳的博士学位论文《晋国六卿研究》。其中《春秋晋国赵氏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该书上溯赵氏祖源，详细介绍赵氏家族由弱而至强盛，由中衰至复起，最终建立国家的历史过程，并对多个复杂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成为家族研究的一个范例。比较研究开始运用到家族研究当中，如王准的《春秋时期晋楚家族比较研究》。他引入文化比较的方法，将春秋时期晋楚两国的家族划分为公族、公室与卿大夫家族三个部分，解析三种家族形态与内部结构，进而分析其地位变化，总结其发展规律，还探讨了这些家族的地域特点对国家、社会产生的历史影响。
    制度方面，县制、田制、军制、法制仍然是研究的重点。与世族政治相联系的家臣制度开始受到关注，如杨小召的《春秋中后期晋国卿大夫家臣身份的双重性》、谢乃和的《春秋时期晋国家臣制考述》等。
    晋国有着悠久的史官文化，但此前却无人问津，这一时期开始有学者涉足这一问题。如，胡恤琳和韩晓霞的《从董氏家族看晋国史官的优良传统》、崔凡芝的《晋国史官及其职责》、畅海桦的《试探晋国史官地位嬗变之因》、樊酉佑的硕士论文《晋国史官研究》等。
    历史地理方面，马保春的《晋国历史地理研究》和《晋国地名考》二书具有代表性。两书相辅相成，构成了晋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完整体系。前书在总结前人对晋国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晋国疆域内的地理单元进行了划分，并由此对都城变迁、疆域发展、县制、卿大夫领地、交通和军事地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后书则按历史聚落、乡邑、城邑地名，历史国族地名，历史政区地名，历史区域地名，山川地貌地名，关隘交通地名，宫室、田亩地名进行划分，一一考证，共收集了450个左右的晋国及与晋有关的地名。
    在考古方面，伴随着晋侯墓地考古发掘简报全部公布，人们对其研究进入高潮。首先是上海博物馆于2002年4月出版了《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一书，并同山西省文物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组织了“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展”，同年上海博物馆又出版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并召开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共有来自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的76位正式代表参加，并有许多学者列席和旁听了会议。[4]学者们主要围绕晋侯墓地的性质、墓葬的排序和年代、墓主的身份、埋葬制度、器用制度、青铜器铭文和装饰艺术、随葬品反映的女性地位等议题展开讨论。此次研讨会是学术界对晋侯墓地的一次集中讨论，极大地推动了晋国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晋国史研究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为晋国史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其次是对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报告公布的M114出土的叔夨方鼎的研究。由于叔夨方鼎可能与晋国的始封君叔虞有关，因此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文物》2001年第8期在公布发掘简报的同时，刊发了李伯谦的《叔夨方鼎铭文考释》。同年《文物》第10期上又发表了李学勤的《谈叔虞方鼎及其他》。《文物》2002年第5期还刊登了多位学者关于叔夨方鼎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笔谈。2002年上海博物馆召开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有8位学者就叔夨与唐叔虞、燮父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其后随着羊舌晋侯墓地的发现，对叔夨方鼎的讨论基本结束。
    在叔夨方鼎之外，晋侯稣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对象，虽然没有出现20世纪90年代末那样的高热现象，但是由于其独特的价值，仍然留有许多研究的空间。21世纪以来，晋侯稣钟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铭文、所涉地理问题、年代和历法、形制等方面。
    除了个别青铜器研究高热之外，晋国青铜器的系统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代表研究成果有：蔡鸿江的博士论文《晋系青铜器研究》、李夏廷有关流散美国的晋式青铜器系列文章和专著《晋国青铜器艺术》；《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了汪涛的《两周之际的青铜器艺术——以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例》、李朝远的《晋侯青铜鼎探识》、周亚的《关于晋侯苏鼎件数的探讨》、杨晓能的《从北赵晋侯墓地M113出土铜卣谈商周青铜礼器外底的动物图像》；李晓峰的硕士论文《天马一曲村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铭文集释》、赵瑞民和韩炳华合著的《晋系青铜器研究——类型学与文化因素分析》等。
    晋侯墓地的墓主排序问题、出土器物与制度、墓葬制度等问题的研究也在深入当中。此外还有一些系统性的专著问世，如宋玲平的《晋系墓葬制度研究》和刘绪的《晋文化》等。
    第二，新材料的出现为晋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进入21世纪，与晋国史研究有关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最著名的有羊舌晋国墓地、横水倗国墓地、大河口霸国墓地等。其中羊舌晋国墓地是继曲沃北赵晋侯墓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其墓葬等级很高，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相关成果有吉琨璋等《曲沃羊舌晋侯墓地1号墓墓主初论》和《再论羊舌晋侯墓地》、马冰的《也谈曲沃羊舌M1和北赵晋侯墓地M93的墓主》、田建文的《也谈曲沃羊舍墓地1号墓墓主》、王恩田的《西周制度与晋侯墓地复原——兼论曲沃羊舍墓地族属》、李建生的《曲沃羊舍墓地几个问题的思考》、孙庆伟的《祭祀还是盟誓：北赵和羊舌晋侯墓地祭祀坑性质新论》等。
    倗国西周墓地和大河口霸国墓地经发掘已知皆为狄人墓地，所发现的随葬品等级很高。目前，对于这两个墓地的研究还在深入当中，其与晋国之间的关系涉及周代的政治架构、族群关系等，对晋国史研究来说也是很重大的课题。
    新见传世青铜器和竹简的发现也为晋国史提供了新的材料。如新见公簋和清华简《系年》。《考古》在2007年第3期刊发了朱凤翰先生的《公簋与唐伯侯于晋》一文，公簋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该簋是一件香港收藏家的私人藏品，簋腹内底部有铭文四行共22字。内容是讲公为他的妻子姚作此簋，恰值周王命唐伯为侯于晋的时候，时间在周王廿八祀。这一铭文与晋国名晋的由来，公与晋国的关系，燮父被封侯于晋的年代问题紧密相关。而这些问题恰是晋国史研究的关键问题。此文刊出后，立刻引起学术界对该簋的关注。相关研究有孙庆伟的《公簋、晋侯尊与叔虞居“鄂”、燮父都“向”》、彭裕商的《觉公簋年代管见》、李伯谦的《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尹松鹏的《公簋铭文“唯王廿又八祀”与西周年表》、张俊成的《公簋与商周族及其称谓问题》、张卉的《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问题刍议》等。
    清华简是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经碳14测定，年代为战国中晚期，文字风格以楚国为主。清华简中的《系年》简共138支。整理后，全篇分为23章。《系年》记载了西周初年到战国前期的诸多史事，其中关于晋国史事的记载颇多。相关的研究文章主要有：胡凯和陈民镇的《从清华简〈系年〉看晋国的邦交——以晋楚、晋秦关系为中心》、程薇的《清华简〈系年〉与晋伐中山》、李学勤的《由清华简〈系年〉论〈文侯之命〉》、晁福林的《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马卫东的《清华简〈系年〉三晋伐齐考》、张少筠和代生的《清华简〈系年〉与晋灵公被立史事研究》。
    第三，伴随着新材料的出现、科技的进步、跨学科理论的引入和认识的更新，人们对晋国史研究的范围已经突破政治史、经济史等领域，开始从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方法对晋国史研究进行新的尝试，从而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如性别研究、音乐学研究、人口研究、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等多个方面。其中性别研究比较深入。20世纪80年代，女性研究兴起，极大地促进了性别研究的开展。晋国女性在春秋时期的耀眼表现和西周墓葬中男女差异都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因此在性别研究方面不仅涉及到了对当时人物的考辨、王室女性形象、女性对国君的影响，而且分析了晋国墓葬中的性别差异。相关研究成果有：陈芳妹的《晋侯墓地青铜器所见性别研究的新线索》、赵剑莉的《晋国夫人考》、张丹绮的《春秋时期晋国王室女性形象分析》、张浏森的《论七位女性对晋文公重耳的影响》、林永昌的《西周时期晋国墓葬所见性别差异初探》、耿超的《晋侯墓地的性别考察》等。
    跨学科方法的引入也较为明显。如李亚峰的《晋国人口知多少？》采用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文献材料估算出晋文公和晋平公时期以及晋国后期中心地区最高人口总量，并对晋国人口增长做了总体上的定性和定量分析。音乐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使得晋国史的音乐学研究得以开展。如：任宏的《西周时期七代晋侯金石用乐的组合与编列》、索美超的硕士论文《晋国乐舞考略》、任宏的硕士论文《晋侯墓地出土乐器的音乐考古学研究》。晋侯墓地青铜器铸造工艺在材料公布伊始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但是限于技术问题，许多问题无法解决。进入21世纪，新的科技手段被应用到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研究中，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相关研究文章有杨颖亮的《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显微结构和铅同位素比值研究》、胡东波和吕淑贤的《应用X射线成像对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铸造工艺的研究》。
    2014年，李尚师的《晋国通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既是国别史中的通史，又兼具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两种体例，还吸收了志书的一些特点”[5]的新型史学专著。该书是在他和李孟存教授合著的《晋国史》、《晋国人物评传》及其独著的《先秦三晋两个辉煌时期暨治国思想》三本专著基础上，立足文献史料，又结合考古材料而写成的。全书共分33章，另有10个附表，分别介绍了晋国上自国君，下至三教九流的人物；晋国所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和特点；晋国社会阶级结构和各阶级、阶层状况及其变化；晋国的制度、对外关系和政策；晋国地理、地名和疆域的演变；晋国最高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及由此形成的晋国政治特征；晋国的治国思想及文化成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