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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永顺县芙蓉镇的溪州铜柱立于五代十国时期,因其特殊的形制和丰富的铭文内容受到重视。溪州铜柱存在两种意义上的“模仿”,一是对马援铜柱的模仿,这是符号意义上的模仿;二是对石经幢和唐代金属柱的模仿,这是实际制作时在设计及工艺上的模仿。溪州铜柱的“模仿”明面上是复古,实际上是用当代的知识和技术解决当代的问题。 湘西永顺县酉水岸边,有一个“挂在瀑布上”的芙蓉镇,风景秀美,街巷古朴,且因谢晋的同名电影而广为人知。然而游客大多不太关心的是,这里还有一件从下游河岸移来的稀世珍宝——溪州铜柱。这根铜柱为八角棱柱,地面以上原高一丈二尺(3.6米),除顶部有残损外保存十分完好,柱身的八个面上前后相接地刻写着2600余字的铭文。根据铭文和相关史籍的记载,后晋天福五年(940),名列“十国”之一割据湖南的马楚政权,成功镇压了湘西溪州刺史彭士愁为首的一场叛乱,立柱刻铭以纪功德,从撰文到立柱,耗时8个月。2600余字的铭文,包括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马楚天策府学士李弘皋撰写的 《复溪州铜柱记》,由散文体的“记”和七言韵文体的“颂”组成,其后有监造官的题名;第二部分是溪州与马楚政权盟誓的誓状,包括誓词和一份19人的立誓者题名。在这两部分之后,还有两行较小字体的建造题记,记录铜柱树立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其高度、重量和形制,应是铜柱树立之时刻上的。除此之外,在这些铭文因平阙或分段留下的空白处,还刻有一些人的结衔题名,字体与前面两段明显不同,在看不到原件和拓片的时代,这些加刻文字曾一度给学者造成了困扰,但自钱大昕、瞿中溶等清代学者以来,便已经确定这些是北宋时期加刻上去的,与铜柱原有的铭文毫无关系。 溪州铜柱兼具纪念碑性和实际政治功能,自树立以来,即因其特殊的形制和丰富的铭文内容而受到重视。《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史籍都对它有所记载,清代以来的金石考据学家为考订文字、分辨原刻加刻等倾注了心血,近当代的一些学者则利用铜柱铭文提出了一些政治史和民族文化方面的问题。2017年夏天,当我在芙蓉镇溪州民俗风光馆见到铜柱真容,校对完手头的几份前人录文之后,除了更直观地看到行款格式、原刻加刻的区别之外,并无太多发现,感到“题无剩义”的空虚。后退几步,隔着玻璃凝视铜柱,文字逐渐模糊退却,“柱”占据了视线,头脑中忽然冒出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要将铭文刻在铜柱上,而不是石碑或石柱?为什么做成八角形柱而非圆柱?设计这样的铜柱,设计者究竟有哪些考虑,依据的知识是什么,是跟随时尚还是刻意复古,抑或别出心裁?制作这样的铜柱,需要怎样的工艺,难度如何?五千斤铜从何而来,用如此贵重的材料制成的铜柱,期待发挥怎样的功能?返回之后检索文献,除了地方志文献和商承祚、雷家森等少数几位学者对铜柱外观形制做过简单描述外,现有研究几乎没有提供答案,我只好自己着手回答这一问题。 溪州铜柱与马援铜柱 《复溪州铜柱记》的开头交待了树立铜柱的缘由: 粤以天福五年,岁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召天策府学士李弘皋,谓曰:“我烈祖昭灵王,汉建武十八年平征侧于龙编,树铜柱于象浦。其铭曰:‘金人汗出,铁马蹄坚。子孙相连,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庆,胤绪绵远,则九九百年之运,昌于南夏者乎?今五溪初 宁,群帅内附。古者天子铭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必有刊勒,垂诸简编;将立标题,式昭恩信。敢继前烈,为吾纪焉。” 这一段是楚王马希范的口谕,不仅说了五溪平定、群帅内附是建立这一纪功颂德纪念物的直接原因,还提到了“我烈祖昭灵王”树铜柱于象浦。这位“烈祖昭灵王”是东汉开国名臣伏波将军马援,他曾率军平定了交阯郡(今越南北部地区)的征侧姐妹起义,传说他在这次胜利之后树立了铜柱。历史上的马援富有政治智慧,抛弃隗嚣投奔光武帝,并助后者兼并陇西;加之军事才能突出,西至关陇、北至塞外、南至交阯,战无不胜,62岁自请率军前往武陵郡镇压五溪蛮的动乱,在壶头前线中疾疫而死,实现了“死于边野、马革裹尸”的夙愿。死后却受到梁松等人的构陷,爵位被夺,甚至不能入葬旧茔。马援之女后来成为汉明帝的皇后,又成为章帝朝的太后,以贤德称,马氏家族并未因马援一时失势而衰落。马援的传奇一生和悲剧结局使他成为后世尊奉的英雄,马氏家族在东汉的兴盛又使荣耀延续到更大的范围。扶风茂陵成为中古马氏的郡望,马援成为马氏竞相攀附的英雄祖先,马希范家族也是攀附者之一。而在岭南沿海地区,伏波将军成为一种民间信仰,伏波祠庙所在多有。唐乾符二年(875),马援被敕封为昭灵王,在官方祀典中提升了一个等级,这是马希范口中 “昭灵王”的由来。马希范这段话中的马援是具有多重意义的符号,首先是回顾马氏英雄祖先的事迹,而马援所立铜柱铭文中的“子孙相连、九九百年”(这一内容不见于任何其他记载),预言了马氏将在南夏(南中国)称王称帝;其次祖先马援建立功勋后立铜柱为纪念,此次平定五溪也应有所建立,以向祖先致敬;最后还有一层未曾明言的隐含意义,马援最后的征战止步于五溪,出师未捷身先死,如今马希范成功征服五溪,完成了祖先未竟之业。 马希范的这段口谕虽未明确提到要建立一个铜柱,但既然提到了马援铜柱,在此后实际讨论纪念碑方案时,李弘皋等人进一步提出按马援铜柱的形式建立纪念碑,便是题中之义了。如此说来,前面的问题似乎很好回答,溪州之战后的纪念碑之所以采用铜柱的形式,是在模仿马援在交阯战后的做法,即溪州铜柱是模仿马援铜柱而建立的。然而,马援铜柱是什么形状?或者说,马希范、李弘皋等人所知道的马援铜柱又是什么样子? 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探索的结果却令人惊异。所谓马援铜柱,在今存有关东汉时代的史籍如《东观汉记》、诸家《后汉书》《后汉纪》以及范晔《后汉书》中均无记载。最早的记载见于《初学记》引张勃《吴录》:“象林海中有小洲,生柔金,自北(此)南行三十里,有西属国,人自称汉子孙,有铜柱,云汉之疆埸之表。”张勃为孙吴至西晋时人,其书成于吴亡之后,此时距离马援征交阯,已经过去了约240年,相当于今天到乾隆中期的距离。其次见于《后汉书》注引《广州记》:“援到交址,立铜柱,为汉之极界也。”《广州记》的作者不详,应为东晋人裴渊或顾微之之一,时代早于范晔。稍后抄撮众书而成的《水经注》,在“郁水”条对铜柱有更详细的描述: 郁水又南,自寿泠县注于海。昔马文渊积石为塘,达于象浦,建金标为南极之界。俞益期《笺》曰:“马文渊立两铜柱于林邑岸北,有遗兵十余家不反,居寿泠岸南,而对铜柱,悉姓马,自婚姻,今有二百户。交州以其流寓,号曰马流。言语饮食,尚与华同。山川移易,铜柱今复在海中,正赖此民以识故处也。”《林邑记》曰:“建武十九年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也。土人以其 流寓,号曰马流,世称汉子孙也。”这里引到的两种书,俞益期《笺》即《俞益期与韩康伯笺》,韩康伯在东晋中期担任过豫章太守,俞益期是豫章人,曾经到过交州,“闻马将军故事”(殷芸《小说》)。俞《笺》是写给韩康伯的系列书信,讲述了在交州的见闻,大概因为内容新奇,被南北朝很多著作引用。《林邑记》据考是南朝时期的著作。而《水经注》最前面未标明引用的“昔马文渊积石……南极之界”一句,也抄录自刘欣期《交州记》,刘欣期据考是东晋后期人。总之,《水经注》中的这段描述,直接来自东晋中后期至南朝前期的一些著作,可以认为这是关于马援铜柱知识集中出现的时期。 作为可以确定的最早记载,西晋张勃《吴录》的用语也最为谨慎,说到西屠国有铜柱,西屠国人“自称”汉子孙,他们“云”铜柱为汉疆埸之表,尚未提及马援。东晋中期的俞益期《笺》,在交州所“闻”的马援故事,便丰富了许多,首先铜柱数量确定为两根,而铜柱附近的居民,不再是“自称汉子孙”的西屠国人,而是马援留下的遗兵“马流”,这些遗兵的姓氏、婚姻、户数无不历历在目。而《笺》又说“铜柱今复在海中,正赖此民以识故处也”,寻其意铜柱已没于海中不可见,“马流”人成为其故处的标志。由此推断,张勃以来的记录者并未亲见铜柱,关于铜柱的信息皆来自传闻,传闻的来源可能是西屠人或“马流”的自述。马流,在《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南蛮传》等文献中记作 “马留人”,留、流意义有别,虽可殊途同归地表示他们与马援军队的关系,但两者音近或非巧合。清末学者丁谦即推测 “马留为南洋黑人种族之名,或作马来,亦作巫来由,皆音译之转。今云马援所留,实望文生义之谈,不足为据”,此说得到不少现代学者的认同。果然如此,则马流、马留实为对当地人自称的一种谐音附会式曲解,那么铜柱亦极有可能是该地原有之物,却附会到了马援的名下。换言之,马援是否立过铜柱,如果立过则究竟立于何地,这些数百年后得自异域传闻的记载,并不能给出确切的回答。身在刘宋知识界中心的范晔,一定读过有关马援铜柱的记载,也一定听过相关的传闻,但在《后汉书·马援传》中仅提到了铸铜马式而只字未及铜柱,或许不是一个简单的遗漏。 范晔大概只是个特例,对于大多数南北朝隋唐时代的人们来说,众多文献都提到的马援铜柱,其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唐初最终完成的《梁书》《晋书》等更具权威性的史书,都提到了马援立柱或铸柱,然而追溯其史源仍主要是上引几种文献。隋唐时期,王朝军政力量再度达到中南半岛东部时,又出现多次亲见马援铜柱的记载。大业元年(605),刘方率军征林邑,自比景海口破敌而南,“迳马援铜柱,南行八日,至其国都”。在林邑国都北八日程之地应该确有铜柱,然而未必是马援铜柱。唐朝前期取道南海前往天竺求法的僧人,在行程记录中也常会提到铜柱。比如慧命禅师“泛舶行至占波,遭风而屡遘艰苦,适马援之铜柱,息匕景而归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慧命的求法之旅止步于占波,即林邑国,在返回的途中先过铜柱,再到匕景 (即比景),与刘方的路线恰好互相印证,他们所见的很可能是同一个“马援铜柱”。另一位道琳法师在南海航行的路线是“越铜柱而届郎迦,历诃陵而经裸国”,大致也是沿着今越南海岸南下,再进入马来半岛中部,但此铜柱的具体位置难以确考。如同铁门关是西域陆路的象征一样,铜柱成为南海航路的象征。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序言中说:“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正是对西域南海两条求法路线的概括。熟悉文章典故的求法僧们见到的铜柱或非一处,他们大概都不会怀疑,自己看到的就是“马援铜柱”。 还有几个例子,更能证明唐代的“马援铜柱”不止一处。唐人刘恂《岭表录异》载: 旧有韦公干为爱州刺史,郡即汉伏波铜柱以表封疆,柱在其境。公干利其财,欲椎镕货之于贾胡。土人不知援之所铸,且谓神物,哭曰:“使君果坏是,吾属为海人所杀矣。”公干不听。百姓奔走诉于都督韩约。约移书辱之,公干乃止。 韩约任安南都护在唐文宗大和元年(827)至大和二年,如上所述,此时爱州境内确有铜柱,但“土人不知援之所铸,且谓神物”,断定为“汉伏波铜柱”的依据不详。唐代爱州约当汉九真郡北部,与两晋以来传说中铜柱所在的日南郡象林,显然不在一地,与上面提到隋朝刘方所经的铜柱,相距也十分遥远,此铜柱非彼铜柱。到《新唐书·南蛮·环王传》中又出现一种新说: 环王,本林邑也,一曰占不劳,亦曰占婆。直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其南大浦,有五铜柱,山形若倚盖,西重岩,东涯海,汉马援所植也。又有西屠夷,盖援还留不去者,才十户,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马,俗以其寓,故号“马留人”,与林邑分唐南境。 这里说铜柱在林邑南境,与刘方和慧命等所经的位于林邑国都以北八日程的铜柱显然有别。此说还将此前文献中分别出现的西屠夷与马留人划上了等号,显示出糅合诸说的倾向。更让人注目的是这里的铜柱变成了五根,“山形若倚盖”难解,大约是长短不一排列成了某种形状,而且其位置“西重岩,东涯海”,较此前的描述也更为具体。这些唐代的铜柱都应是真实存在的,然而它们形态各异,且立在不同的地点,至少不可能都是“马援铜柱”,更可能都只是被附会为“马援铜柱”。 综上所述,从西晋到隋唐关于“马援铜柱”的知识常常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甚至互相矛盾。这样的马援铜柱只是一个符号式的存在,对于实际铸造铜柱来说,模仿马援铜柱,只能是一种理念层面而非操作层面的模仿。那么,在技术层面上,溪州铜柱的设计灵感和铸造技术究竟从何而来?这还得考虑唐代的立柱纪功风尚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