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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尚与技术:唐代的立柱热 唐代出现过多次树立铜柱的事件。天宝八载(749),何履光率军至南诏境,取安宁城及盐井,“复立马援铜柱”。此安宁城即今云南安宁市,在滇池西岸,复立说明该地原来曾有铜柱。有趣的是,在滇池东岸的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滇文化”青铜器中,就有一件“杀人祭铜柱场面盖铜贮贝器”,滇池东南稍远的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贮贝器上也有祭祀铜柱场面。这些都是汉代的文化遗存,可见铜柱在当地文化中渊源已久。虽然马援的征战从未到达云南地区,但这些已消失的铜柱也被附会到了马援名下,并且被何履光作为“马援铜柱”恢复了。 更著名的是马摠的例子。马摠在元和四年(809)至八年(813)间担任安南都护、本管经略使。“于汉所立铜柱之处,以铜一千五百斤特铸二柱,刻书唐德,以继伏波之迹。”(《旧唐书·马摠传》)马摠既在安南汉所立铜柱之处特铸二柱,可以推测原铜柱已不存,其“旧址”也只能来自众多传说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铜柱上还“刻书唐德”,已经有了铭文,可惜今日已不知铭文内容。“以继伏波之迹”,在《新唐书》中写作“以明伏波之裔”。据 《元和姓纂》,马摠为马援兄子融之后,自周齐以来代居宪府,号为“御史马家”。马摠铸立二铜柱,确有强调自己是马援后裔的意图,这与马希范铸立溪州铜柱颇有相似处。此事距离溪州铜柱的铸造只有130年,不算特别遥远,不过在溪州铜柱的铭文中并未提到马希范等人是否了解马摠的事迹,今已无法揣测。 武则天在洛阳铸造的 “天枢”,虽与上述“马援铜柱”及其仿造品性质不同,但在铸造技术上却有相通处并远高于前者,堪称古代铜柱的登峰造极之作。694年,武三思帅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设计规制极大。洛阳胡商聚钱百万亿,购买铜铁尚不足用,又征敛民间农器以凑足原料。第二年四月天枢建成,高 105尺(31.5米),直径 12尺(3.6米),八棱八面,每面宽5尺(1.5米)。底座为铁山,周长 170尺(51米),又以铜铸蟠龙、麒麟萦绕。顶端为腾云承露盘,直径三丈(9米),其上又有高一丈的四龙人共捧一火珠。根据其体积和用铜量粗略计算,可知天枢一定是中空的铜柱。天枢的柱身八面刻有武则天自书的标题 “大周万国颂德天枢”,以及武三思撰写的颂文,后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溪州铜柱在这几点上都与之颇为相近。唐玄宗先天二年毁天枢,取其铜铁充军国杂用,壮极一时的天枢并未存在多久,最终只留下文字上的记录。 如果将铁柱也纳入视野,则有景龙元年(707)六月唐九征讨伐云南姚州蛮和吐蕃后所立铁柱。战前吐蕃人以“铁絙”即大铁索在漾、濞二水架桥,通西洱蛮,筑城戍守。唐九征战胜后,拆毁铁索,铸立铁柱以纪 功。此铁柱很可能是熔化吐蕃“铁絙”改铸而成,学者认为它在洱海以西的点苍山漾濞江一带。开元年间张九龄代玄宗所写的《敕吐蕃赞普书》提到“铁柱书唐九征所作,百姓咸知,何不审之,徒劳往复”,说明铁柱上刻有铭文,而且“百姓咸知”,或为唐蕃之间达成的某种盟约,可惜其内容亦已失传。 另一个著名的铁柱即南诏铁柱,实物现存于云南弥渡县铁柱庙,柱上有阳文楷书题记:“维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建极为南诏主世隆的年号,建极十三年即公元872年,此铁柱为南诏国自行铸造。其后完成的中兴二年(898)《南诏图传》,描绘了三赕白大首领张乐进求与蒙氏先祖等九人祭铁柱的场景,并在图卷题记与《文字卷》中,提到绘制祭铁柱图的依据为 《张氏国史》《铁柱记》等文献,说明祭铁柱是一个与南诏建国史有关的神异故事,而用来祭祀的铁柱一定是洱海地区白蛮中渊源已久的圣物。南诏铁柱与“马援铜柱”毫无关系,而唐九征所立的铁柱很可能有顺应本地风俗的考虑。作为唯一幸存的唐代铁柱,又与溪州铜柱时代十分接近,南诏铁柱的形制便十分值得关注。据最新的测量,南诏铁柱地面以上部分高3.19米,圆柱截面周长1.02米(直径约 32.5厘米),地面以上的重量约2100千克。而且南诏铁柱中空,口径约10厘米,地面以上部分柱身有明显的范线,可知它采用内外合范法铸成,共使用了7块外范和一个圆柱型内范,而阳文题记也应是在外范内侧阴刻后铸成。 唐代所立的这些金属柱,虽然其制作与树立有着各自不同的情境,但诸如在金属柱上镌刻铭文、用内外合范法制作中空柱等技术元素为它们所共享,形成这一时代超越地域、族群与政治统属的一种技术背景。在此背景下再来观察溪州铜柱,对其形制会有更深的理解。溪州铜柱的形制,最初的描述见于铜柱铭文上所刻的题记:“铜柱高壹丈贰尺,内入地陆尺,重伍阡斤,并石莲花台及下有石頳”。唐及五代的一尺约当30厘米,一丈二尺则为3.6米,入地部分六尺,即 1.8米,总长5.4米,各种资料对铜柱长度记录有所出入,但对柱体的记录基本一致:柱有八棱八面,每面宽15厘米,截面宽度(内切圆直径)为36厘米,对角线宽度(外接圆直径)39厘米。溪州铜柱同样是中空的,商承祚根据蔡季襄实地观察描述道:“柱八觚,中有孔,径约三十五公分,厚约八九公分,孔实乾封泉宝铁钱。”厚约8—9厘米,所指应为中空内壁至外壁间的距离,则可推测其中空部分截面直径约为20厘米。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溪州铜柱在形制上最为接近天枢。不仅都是八角柱,甚至其截面边长、直径都是天枢的十分之一,亦即截面面积是天枢的百分之一,而用铜量也是其百分之一。这些数字关系是否只是巧合?天枢存在短短20年即已消失,对于唐后期的人们来说,它也不过是一个文本与记忆中的存在。马希范天策府的学士们是否读到过有关天枢的文献记载?这个问题今天已很难回答,在铜柱的铭文和相关记载中并未提到天枢。 至少有一点溪州铜柱与天枢不同,即铭文中提到的“石莲花台及下有石頳”,两者底座的处理方式不同。“石頳”意义不详,雷家森认为是八方形红色石基座,可备一说。石莲花台则一定是莲花状石基座,这在唐宋建筑的石柱础中十分常见。不过,结合八角柱、刻字、莲花基座等诸多元素来看,溪州铜柱的形制最为接近石经幢。石经幢绝大多数为八角形棱柱,分为幢座、幢身、幢顶三个部分,其上大多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以及造幢记、造幢者题名。作为佛教建筑,经幢的幢座最常见的便是各类莲花造型的底座。经幢出现并极盛于唐代,五代至宋明仍陆续建造,但其质与量都远不如唐代经幢。永淳二年(683),罽宾僧佛陀波利携来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梵本,并在唐高宗的授权下进行翻译,此后不久经幢便出现了,目前所知最早的石经幢是发现于陕西省富平县的永昌元年(689)八月幢。这一时期,正是武则天逐渐掌握大权并改唐为周的时期,在唐初受到压制的佛教此时得到积极扶持,陀罗尼经幢藉此在中国流行起来。按照吕博的研究,武则天权力顶峰时期建造的天枢(695年),意在塑造武则天为佛教圣主“转轮王”,利用其上的百官及四夷君长题名来显示对 “四天下”的统治,既是一个政治景观,也是一个宗教景观。天枢与石经幢的相似并非偶然,它们出现于同一时期,背后有着相似的政治和宗教背景,更重要的是共享了相似的技术与风尚,某种意义上天枢就是一个放大版与豪华版的金属经幢,虽然其上镌刻的并不是陀罗尼经。 在唐代还出现了铁制的经幢,即天宝四载(745)王袭纲等人在阆州南部县所造的八面铁幢,熔铁铸成,形如石幢,说明此时用金属去制造八角柱并刻字的技术即使在远离两京的南方地区也已具备。铁的熔点和硬度都远高于铜,如不考虑原料成本,用铜制作应更加容易。在溪州铜柱铸造的时期,天枢早已只是书本中的记载,但经幢却遍及天下随处可见,铜柱在设计时参考文献数据中天枢尺寸的可能性虽不能排除,但可以说在实际操作时主要选用经幢作为原型,技术上也具有可行性。另外,铜柱工程的实际负责人,即铭文中署名的铜柱监造者马希广,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五代史补》记载了马希萼起兵攻入马希广王府中的情境:“希广素奉佛,闻之,计无所出,乃被缁衣,引群僧念‘宝胜如来’,谓之禳灾。顷之,府廨火起,人忽纷扰,犹念诵之声未辍,其憨如此。”笃信密宗佛教的马希广一定非常熟悉陀罗尼经幢,可以推想在铜柱设计时,如果不是他本人想到,工匠们提出的“仿经幢”造型方案也很容易得到他的支持。 对于溪州铜柱而言,存在两种意义上的“模仿”,一是对马援铜柱的模仿,这是符号意义上的模仿,犹如用典修辞,堂而皇之大力宣扬,然两者间并不一定存在物质形态上的相似性;二是对石经幢和唐代金属柱的模仿,这是实际制作时在设计及工艺上的模仿,是要尽力隐藏的,因为它对前一重模仿构成了否定。各类打着复古旗号的活动,从明堂建造,到礼乐、官制的改革,甚至古文运动莫不如是,明面上是复古,实际上都是用当代的知识和技术解决当代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