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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柱为谁而立 到此为止,我们都将溪州铜柱看作是马楚政权制作的纪功柱。然而铭文中又说,“溪之将佐,衔恩向化,请立柱以誓焉”,则“立柱”是应“溪之将佐”的请求,柱的功能是为了进行盟誓,有些学者遂由此引申认为立柱盟誓是溪蛮旧俗。然而前引马希范的那段话,又明确说立柱刻铭的缘由是铭德、纪功、昭恩信、继前烈。如此,铜柱铭文中对于立柱的动机已经出现了矛盾的两说。 铭文记载的铜柱制造过程,或许有助于我们判断以上两说究竟孰是:天福五年正月十九日,彭士愁率五姓酋豪降于马氏,“具件状饮血求誓”,虽然仪式细节不详,但刻在铜柱上的誓词,就是这个仪式上的誓词。到同年五月时,马希范命令李弘皋撰写一篇用于铭德纪功的《记》,并将之刊勒在“标题”上,并未明确此“标题”是铜柱。及至李弘皋的《记》中写道“铜柱堪铭,愿奉祖宗之德”,以及 “昭灵铸柱垂英烈……我王铸柱庇黔黎”,说明此时已经有明确的立柱刻铭计划,而且将以马援铜柱为模仿对象。这中间的数日,应即马楚讨论并决定以“铜柱”形式来制作纪念碑的时间。过了两个多月,七月十八日铜柱始铸造完成,又用了20天,至八月九日完成铭文的镌刻。此后又经过四个月,直到十二月二十日才将铜柱在溪州树立起来。由此可见,铜柱的建造和铭刻是一个耗时费力的大工程。溪州之战后用于受降的盟誓在正月已经完成,不可能等到十二月立柱之后再进行,“请立柱以誓”不能理解得太实,并非无柱则不能立誓,铜柱最多承担的是以纪念碑的形式保存和展示盟誓的功能,准确说是“请以誓立柱”。那么提出这一要求的“溪之将佐”又是何人? 铜柱铭刻的誓文中,溪州静边都宣誓归顺王化,并承诺不骚扰、劫掠马氏所管诸州,对于王庭与都幕的需求会尽量配合供应,同时请求仍依旧制“无税课”,仅缴纳一定的“供输”,并且在司法方面由本都裁定。而楚王的回答明确了无科徭,赋租、兵士皆不出本州本都,相当于承认了溪州静边都在财政、司法、军事上的独立地位,这无疑是对溪州权益的极大保障。细读不难注意到,誓文中与楚王盟誓的对象是 “溪州静边都”,誓文在申明楚王廷不得干涉溪州的事务之外,还强调了溪州静边都的权力。“都幕采伐土产,不许辄有庇占”,“其五姓主首、州县职掌有罪,本都申上科惩”,五溪不受楚王国干预的自治权是以溪州静边都的统治加强为条件的。战败之后,溪州静边都不但未被削弱,其权力反而得到了承认与增强。请求立柱的“溪之将佐”,正是溪州静边都的“将佐”,那么溪州静边都又是何种势力所主导? 誓文之下的题名,是回答这一问题的最佳材料。题名共19人,为首的便是“静边都指挥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使持节、溪州诸军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彭士愁”。这是19个题名中唯一提到静边都的。在溪州具有实际权力的使职是静边都指挥使 (属官有溪州副使、溪州司马)、开江都指挥使、静寇都指挥使、砂井镇遏使、溪州知后官等;而溪州系统的职事官最重要的是溪州诸军事、溪州刺史,其次为三亭县令、大乡县令,我们暂且称这些为“有效官职”。题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带有“前某官”的结衔,尤其以上述有效官职为中心构成一个“前任—现任”的人员结构。简单统计可以发现,题名的19人中拥有有效官职的仅有11人,其中彭氏6人,田氏 2人,覃氏 2人,朱氏 1人,龚、向二氏 0人。在几个重要职务上,田氏、龚氏都与彭氏构成了前任—现任的关系。可作为参照的是,唐代溪州的两次叛乱,首领分别为覃行章与向子琪,都不姓彭。这充分说明了彭氏与溪州所谓“五姓”之间的权力此消彼长的动态关系。 对于溪州来说,彭氏是一个外来者。彭氏原居住于吉州庐陵郡(今江西吉安),被称为“赤石洞蛮酋”,唐末大乱中彭玕兄弟保聚乡里,被控制江西的钟传用为吉州刺史。906年,钟氏为淮南杨吴所灭,彭玕遂降于湖南马殷,以求保护。909年,彭玕在杨吴压力下无法在江西立足,遂携千余家西入湖南归附马殷,马殷任命彭玕为郴州刺史,并为第二子希范娶其女。910年时,彭玕之弟彭瑊 还在赤石与吴人作战,大概在此后不久,彭瑊才西入湖南。马殷任命彭瑊为溪州刺史,铜柱铭文中的彭士愁便是彭瑊之子。父子两代担任溪州军政长官,故而铭文中说“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彭氏得到马楚政权溪州刺史的任命,获得了将根基从江西庐陵迁到湘西溪州的契机。何以只是契机?因为此时溪州还是一个马楚政权未能深入统治的地区。这里有必要简单说明一下马楚政权的来历,黄巢起义之后,唐王朝陷入“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的乱局。原属秦宗权淮西蔡州集团的一支军队,先后转战淮南、江南,在强敌逼迫下流入江西,再越过罗霄山脉进入湖南,不无意外地轻易兼并了湖南境内的主要藩镇潭州武安军。转战之中,这支军队的主将孙儒、刘建锋先后死亡,第三号人物马殷最终完成了对湖南七州和广西北部五州的征服,并向行将灭亡的唐朝称臣,被任命为武安军节度使。朱温代唐,第一时间加封马殷为楚王,马楚政权就此在湖南建立起来。对湖南来说,马楚也是一支外来势力。在开拓五溪或羁縻溪州诸蛮方面,马氏与彭氏拥有共同利益,是具有联姻关系的君臣加盟友。 尽管在天福四年至五年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争,但在彭士愁遣子师暠请降之后,马楚方面立即同意,且给予彭氏及溪州更高的优待。此即铜柱铭文所说:“王……乃依前奏,授彭士愁溪州刺史就加检校太保,诸子、将吏咸复职员,锡赉有差,俾安其土。仍颁廪粟,大赈贫民。”溪州之战,其实是马楚、彭氏与溪州“五姓”三方参与的一场博弈。马楚政权在军事获胜的威势下,得到了溪州的宣誓效忠,并且“迁州城下于平岸”,并以刘勍为锦州刺史,安定了这片与后蜀相邻的中间地带;彭氏则强化了对溪州的统治,其经济、军事上的独立性亦得到马楚的正式承认,彭氏在战败的情况下成为政治上最大的赢家;“五姓”所代表的溪州旧蛮酋的权力和官职被进一步剥夺,且以立誓的形式确定了对马楚与彭氏的效忠关系。以“誓”为基础确立的效忠关系,在此后发展为誓下州与都誓主的体制,彭氏世为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统领誓下十九州。作为二十州政治关系枢纽的“誓”,即为铜柱上所刻之“誓”,或者是以此为基础有所增补、多次以仪式确认的誓。铜柱成为五溪地区统治合法性的象征物,如同中原王朝的“九鼎”或“玉玺”,在宋代也经历了多次争夺和移徙,并被保护至今。 铜柱成为统治合法性的象征物,除了其上刻有与马楚政权盟誓的文本,其神圣性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其物质性,即它是以“铜五千斤”铸成的。在以铜为货币原料的时代,铜五千斤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湖南有郴州等地的铜冶,马殷初据湖南,尝铸“天策府宝”铜钱,铜质浑厚,径寸七分,重三十铢二参。然而十余年后,“又自铸铅铁钱,凡天下商贾所赍宝货入其境者,祗以土产铅铁博易之无余,遂致一方富盛,穷极奢侈”。此后马楚主要行用铅铁钱,说明铜被视为珍贵财富,为官府汲汲聚敛之物。那么马希范何以一掷千金,用铜铸柱树立在遥远且半独立的溪州?史无明言,只能做一点推测:溪州铜柱所用之铜,应大部分来自溪州之战中的缴获以及五溪蛮酋的进贡,其主要载体或为铜鼓。湘西地区虽非铜鼓发源地,然自南朝以来,屡有关于铜鼓的记载。如陈朝华皎为湘州刺史,“征伐川洞,多致铜鼓、生口,并送于京师”。可知南朝后期湘西川洞之中已多有铜鼓。《宋史》记载了乾德四年(966)南州(誓下十九州之一)进铜鼓内附,下溪州刺史亦以铜鼓等来贡的事件。此例可说明铜鼓在内附和进贡中的作用,其时上距天福五年仅26年。《宋史》还说“溪峒夷獠疾病,击铜鼓、沙锣以祀鬼神”。可知铜鼓为溪峒夷獠日常与祭祀活动中必备之物,其数量一定不少。南宋朱辅《溪蛮丛笑》还说:“蛮地多古铜……麻阳有铜鼓,盖江水中掘得,如大钟,长筩三十六乳,重百余斤。今入天庆观。”以此估算,五千斤铜不过数十具铜鼓而已,以溪州之战涉及的地域之广,战中与战后获致数十铜鼓并非难事。《溪蛮丛笑》还记载:“山猺婚娶,聘物以铜与盐。”铜鼓之外的铜器与铜料也作为贵重物在五溪地区广泛存在。根据以上推理,溪州铜柱的铜料极有可能主要来自五溪蛮人之中。 将收缴或纳贡得到的铜鼓转换为其他形式的铜器,也是马援的著名事迹之一,“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址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马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有诏置于宣德殿下,以为名马式焉”(《后汉书》)。这一故事马希范想必熟悉,传说中的马援铜柱如果存在,也一定是取材于骆越既有的铜料,主要是铜鼓。将铜鼓改铸成铜马或铜柱,不仅仅是就地取材的便利做法,还具有很强的政治象征意义。《隋书》云岭南俚獠有铜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有战斗时则鸣鼓集众。铜鼓不仅是财富标志,更是蛮獠酋首在政治、军事和祭祀方面的权力象征。明万历初征四川都掌蛮:“克寨六十余,获贼魁三十六……得诸葛铜鼓九十三……(蛮酋)阿大泣曰:‘鼓声宏者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鼓山巅,群蛮毕集,今已矣!’”(《明史》)此段借蛮酋阿大之口,非常形象地说明了铜鼓在蛮人社会中的重要意义,虽时代地域有别,亦不妨作为理解湘西蛮人与铜鼓关系的一重参照。象征蛮酋权力的铜鼓被收缴或献出,被改铸为标榜王朝功德的铜柱,并刻上效忠楚王和溪州静边都彭氏的誓文,这不啻为对五溪政治结构变动的一种明白宣示。 溪州彭氏是铜柱树立的最大受益者。在以盟誓结束溪州之战约半年之后,请求马楚政权树立铜柱铭刻誓文,甚至还可能协调溪州诸姓为此贡献铜鼓和铜料的“溪之将佐”,正是彭士愁为首的彭氏集团。铜柱上既有昭示马楚功德的记与颂,也刻有保证溪州尤其是彭氏权益的誓文,呈现出纪功碑与会盟碑的结合形态。记颂的有效期相当短暂,因为马楚政权只存在了56年;誓文则影响深远,不仅直接造就了宋代的誓下州体制,还保障了彭氏的地位,而彭氏作为湘西永顺土司,统治一直维持到了清雍正七年(1729)。 (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