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郭孔延《史通评释》的修订再刻
    郭孔延在其书修订本卷首，以《张碧山先生史通序》为题，全文收录了张之象为自己校刻的《史通》所写序言，然后特地加一“按”语。
    延按：张碧山公云间之序，刻于万历丁丑；张慎吾公豫章之刻，成于万历壬寅。相去二十六年，为日已久；云间、姑苏，居又甚咫，何慎吾不见碧山刻也？延初据豫章刻《评释》，不获见云间刻本。书既就，请正李本宁(李维桢)太史，公发云间本来，始得《补注》《因习》二篇全文，而又为延正二百三十馀字，于是《史通》始成全书，而延疏谬之罪少绾一二。夫《史通》一书之校，陆文裕公始之，张慎吾、碧山二公继之，李太史公正之。予小子延得附骥篇末，良亦幸矣!嗟乎，宇宙大矣。又恶知(《史通》之)《体统》《纰缪》《弛张》三篇之亡者，不藏鲁壁汲冢中，亦有时见耶？[8]7
    据此可知，郭孔延根据张鼎思万历三十年(1602)十月刊刻之《史通》，独立完成《史通评释》初刻本后，才送给李维祯请正的，并非二人相约著书。李维祯在得书后，了解到郭孔延没有见到张之象所校刻的足本《史通》，就回赠给郭孔延一部，并为之修正230馀字，对其评释内容也提出自己的有关意见[8]46,69。这样，郭孔延才从张之象本《史通》“始得《补注》《因习》二篇全文”，形成修订再刻本《史通评释》。而相交甚厚的李维桢在答谢郭孔延赠书之谊时，除了给郭孔延赠书和提些意见外，并没有提到自己已经写成或正在撰写与郭书性质相同的评论《史通》的著作，这说明，李维桢当时尚未撰写评论《史通》的著作。
    郭孔延《史通评释》卷5《补注》《因习上》(或作《因习》)二篇在其初刻本中只是残篇，郭孔延除做出评释外，还在《因习上》之末附录了陆深的有关跋语，以说明残篇情况。在修订本中，他先把这个初稿继续保留，然后将得到的这两篇全文刊刻于后，补做了一些注释，并特地加上了两段按语性文字：其一是在《补注》册颠：“李本宁云：‘此二篇，吴中(此指张之象刻本)据宋本，与蜀、江二本(即陆深在蜀校刻本、张鼎思在江西校刻本)大异。’因全录之。”其二是在《因习上》篇末：“或问延曰：子既得云间本《补注》《因习》二篇全文，何不刊误厘正？今存其误者，复刻其全者，何琐也？延曰：不然。二篇之误，陆文裕、张睿父疑之而不能正，不有张碧山宋本、李本宁考订，则朱紫混淆，遂成长夜。延故并存之，一以著文裕、睿父缺疑之慎，一以昭碧山、本宁订误之功，且令学者知校书之难如此。”[8]68-71可见，郭孔延如此大费周折地宁愿承担“繁琐”的批评，而不直接以全文本替代残篇，最主要的还是在感谢李维桢给他提供了张之象刻本《史通》。也就是说，郭孔延不但亲眼看到了张之象本《史通》，而且正是以之补全了《补注》《因习》二篇全文；而李维桢写作《史通评》，也应该是依据其自家所藏的张之象校刻本《史通》，毕竟这才是当时几个通行本中惟一足本的《史通》。
    现代史家蒙文通等人曾经梳理、考察了明清多种版本的《史通》，他们指出，陆深、张鼎思各自所刻的《补注》《因习》二篇皆有缺误，只有张之象本不缺，但郭孔延据张鼎思本完成的《史通评释》也不缺这两篇，而依据明人王惟俭和清人卢文昭的说法，郭孔延“似未见”张之象本，则他“补此二篇，固又别有据耶？”蒙先生推论说：“李维桢为隆庆进士，为时略先于二张，维桢作《评释》，考其文义，知李氏所见《因习》旧本，原无缺文，郭氏继李为书，其无讹脱，固玄超(张之象)本外，李氏别据一完本也。”[5]这是由郭孔延刻本，进而以年龄长少关系，推论李维桢写书时不能见到张之象、张鼎思刻本，认为李维桢、郭孔延评《史通》时所据版本为张之象刻本之外的“别一完本”。其所得结论与《四库全书总目》不同，但推论方式却十分相似。至于他也认为郭孔延“继李为书”的错误，则在上文已经指出。
    不过，《四库全书总目》与蒙先生所言并不正确，因为他们都只见到了李维桢、郭孔延二书合刊本，而没有见到郭孔延《史通评释》修订本的单独刻本。上面提到的郭孔延在《史通评释》卷5全文本的《补注》册颠、《因习》文末写下的两个按语，以及郭孔延在张之象《史通序》之后的“按”语，都在表彰和感谢李维桢为他提供了张之象本《史通》，但合刊本中并没有这三个按语。蒙先生只从明代王惟俭、清代卢文弨等第二手的间接史料进行推论，但并没有见到这三个第一手的直接史料，遂因此致误。
    那么，郭孔延在修订其书之际，既已知道张之象的再校《史通》早于张鼎思。他修订自己著作也是利用了李维桢提供的张之象本《史通》，并为此还三次特别感谢李维桢的帮助，他又为什么在《史通评释序》中不提张之象呢？这就涉及上文所谈的郭氏自序的写作时间问题了。
    郭孔延最初独立写作《史通评释》时，底本用的是张鼎思刻本，尚不知道也未见到张之象刻本，因此其初刻本《史通评释序》没有提到张之象，更不会无缘无故提到李维桢。而后来他从李维桢手里得到了张之象刻本《史通》，遂据之补订其书，并将张之象《史通序》收录于卷首，还特地在其后加上一段“按”语来说明他得到张之象刻本的情况，此后又在书内两次写下相关按语。但最后刊行修订本时，郭孔延却没有重新写序或补充一些新的内容，而是沿用了初刻本的《史通评释序》，大概在他看来，有了他在卷首录载的张之象《史通序》后面的“按”语及书内的两个按语，将它们与序言相合，就可以把他如何得到张之象本《史通》并据以修订自己著作的事情说个一清二楚，于是就采取了偷懒的做法，不再重新写序了。
    郭孔延不再重新写序的偷懒做法，在他自己当然可以，因为读者确实可以通过将两者相合，很容易地梳理出事情真相。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由第三者将他所作的评释与李维桢对《史通》的评论合刊在一起的《史通》，虽然还在卷首保留了张之象《史通序》，但却删掉了郭孔延在此序后面所写“按”语及书内的两个相关按语。于是，郭孔延是根据哪一版本《史通》来补正修订《补注》《因习》二篇缺误的，就成了大问题。上面提到的蒙文通的考察失误，问题即出在这里，他只看到了合刊本，而没有看到郭书的单独刻本，自然也就看不到郭孔延的这些按语了。但蒙先生绝不是惟一有此失误者，他在文中只是沿袭王惟俭和卢文弨等人的错误说法，而另一清代校勘《史通》很有成绩的何焯，也对此“大惑不解”[7]93，其原因与蒙先生一样，都是没有看到郭书修订本的单独刻本及相关按语，因而也就不知道郭孔延是根据张之象刻本《史通》补正其书的。唉!第三者真是误人不浅，让这些大学者们无端耗费了多少时日!
    但话说回来，如果郭孔延把其书初刻本原序和后来写的按语稍加组合，同时修改自己的一些错误，重新形成一个新的序言，也不是件难事，总比他补正有关篇章、补写一些评释和按语后再重新刊刻全书要简易得多，但他却计不出此，以致给后人考察其书徒增无端烦扰。难道是重新刊刻进行得非常急迫，以致来不及重新组织这几篇材料吗？无论如何，我们在慨叹第三者可恨的同时，也不能不说郭孔延本人亦要为此负有一定的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