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郭孔延《史通评释》凡例评析
    郭孔延在其书卷首有《评释凡例》11条[8]8，对其注释、评语、校勘等情况都有说明，虽然目前学界对此极少引述，但对说明其书体例、内容和全书结构却是极好的第一手资料，不可等闲视之。
    1.①注书：序作书之旨并其作者，未详者缺。
    刘知幾在《史通》中，主要是通过评论古今史书的形式发表自己的史学见解，因而内中提到的书名极多。于是郭孔延的第一条凡例，也是讲如何注释《史通》中出现的书名。他的注释要点在史书的内容、宗旨和作者。如《史通评释》(以下多简称《评释》)卷1《六家》中对《逸周书》的注释：“晋太康，汲郡盗发魏安釐王冢，得竹简书，《周书》其一也。凡七十篇，序一篇，在其末。相传以为孔子删书所馀。陈氏(陈振孙)云：文体与古文不相类，似战国后人仿效为之者。李仁父(李焘)曰：刘向、班固所录，并著《周书》七十一篇，且谓孔子删削之馀，而司马迁记武王克殷事盖与此合，岂西汉世已得入中秘，其后稍隐，学者不道，及盗发冢，乃幸复出耶？篇目比汉多同，但缺一耳，必班、刘、司马所见者也。书多驳辞，宜孔子所不取。抑战国处士私相缀续，托周为名。”对郭孔延的注释工作，《四库全书总目》卷89《史通评释》论云：“孔延所释，较有引据，而所征故事，率不著其出典，亦颇有舛漏。”“颇有舛漏”虽在这条《逸周书》注释中表现不明显，但“不著其出典”的缺点则已明白显露出来。不过，其书也并非全“不著其出典”，有些还是注释得相当明确的，如《六家》中“《春秋》家”的末条注释，是节录《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对编年体史书的著录情况，郭孔延开口便是“《唐志》史录编年类”云云，最后又说：“延按：编年体当附之《春秋》家，《唐志》为详，而《史通》尚略。”不但明确交代了出处，而且还说明了为什么要节录《唐志》的原因，并对《史通》的论述进行了简略的评价。
    2.注人：序其爵里，未详者缺。
    这条是讲如何注释《史通》中出现的人名。如《评释》卷1《六家》中的两个注释：“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孙也。晋中兴，补中书郎，出为广陵郡，撰述百馀万言。”“张瑶，汉人，著《后汉纪》三十卷。徐贾未详。”这两个注释仍“不著其出典”，而张瑶是在晋朝时写作编年体《后汉纪》一书的，属于晋朝史学家，郭孔延说他是“汉人”，自然是“颇有舛漏”了。
    3.注事：序其事之颠末，未详者缺。
    这条是讲注释《史通》中提到的各种事件。如《史通》卷1《六家》中提到：“《国语》云：晋羊舌肸习于《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郭孔延注释此事说：“《国语》：晋悼公与司马侯升台而望，曰：乐夫!对曰：临下之乐则乐矣，德义之乐则未也。公曰：何谓德义？对曰：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公召叔向，使傅太子彪。(自注：胖即叔向。时孔子未作《春秋》。彪，平公也。)”这就把《史通》中讲到的晋悼公使叔向傅其太子一事的经过原委，注释得相当明晰。
    4.以本篇为题，次第注之，不论世与人之先后。
    这条是说明注释的排列顺序，以《史通》各篇为单位，一篇之中，按内容先后顺序排列相关注释条目，而不是按照注释条目的时代先后顺序排列。但核之其书可知，也有不符合这一凡例者，如卷1《六家》“尚书家”中第二个注释为“孔衍”的人名注释，但按照孔衍在这节正文中出现的次序，这个注释应该后移于“王劭”之前，位处第五。大概郭孔延是考虑到第一个注释为“孔安国”，遂把孔衍按照同为孔子后人的类别，前移到孔安国之后。这虽是可以理解的变通做法，但恐怕还是应该以凡例所确定的原则为上。
    5.评有总评、有细评，总评列于前，细评列于事之后。
    由这条凡例可知，郭孔延的评语有“总评”和“细评”的分别，而且他也说了二者的区分标准是“总评列于前，细评列于事之后”，但他在书中并没有直接标示出“总评”“细评”的字样，而是全部使用了“评曰”一词引出评语；加以郭氏评语并非都是在《史通》各整篇原文之后作出的，有些篇章的评释工作是把《史通》整篇原文分成几个内容相对完整、独立的单元进行的，在这些单元中也有评语，因此到底哪些是“总评”、哪些是“细评”，恐怕还不易准确区分开来。从实际操作出发，既然郭孔延本人在书中都笼统地用了“评曰”一词，而没有用他自己分出的“总评”“细评”，那么我们在实际引用论述时，也就可以不明确分别哪个是“总评”、哪个是“细评”，这是最简单的避免矛盾、消除障碍的办法。但从研究的角度说，既然郭孔延有“总评”和“细评”的分别，即使再难以将二者准确区分开来，也应该尝试着有所分析才是。本着这个想法，笔者下面就勉为一试。
    考察郭孔延评释的内容，其书各篇结构的形式大致有七种：
    第一种是，先顶格书写《史通》一篇正文；然后低一格，以“评曰”开头写出评语，后面没有注释。如卷2《本纪》评释即是如此，只有两条“评曰”，属于有评无释，其中的两条“评曰”应该都是“列于前”的“总评”，而且属于评论该篇整篇内容的全篇性“总评”。因此这种评释形式可以简称为“只有总评”。
    第二种是，先顶格书写《史通》一篇正文；然后低一格，写出一条一条各自独立的注释，但没有任何“释曰”之类的开头语(全书注释都是如此)，注释条目中也没夹有任何带“评曰”二字开头的评论性条目。如卷20《忤时》评释即是如此，属于“只有注释”。它和上面的“只有总评”一样，都是全书中形式最单纯的。
    第三种是，先顶格书写《史通》一篇正文；然后低一格写出“评曰”；接着是注释，注释中没夹有“评曰”条目。如卷2《载言》评释即是如此，由一条“评曰”、四条注释组成。其中的“评曰”当然是属于全篇性的“总评”。因此这种评释形式可以简称为“总评——注释”型。
    第四种是，先顶格书写《史通》一篇正文；然后低一格写出注释，在注释过程中，需要对某个注释的相关内容再加评论时，就在该注释后以“评曰”开头，写出一条评语。这种评语，都是对前面注释中有关诸事的评论，属于“列于事之后”的“细评”。如卷2《二体》评释即是如此，在《史通》正文之后是一条注释，然后是对这条注释相关内容的一条“评曰”，之后是七条注释，然后又是一条“评曰”，对之前的六条注释中的人物进行简要分析，并评论《史通》与之有关的论述。因此这种评释形式可以简称为“注释——细评”型。
    第五种是，先顶格书写《史通》一个或几个内容单元的正文；然后低一格写出注释，注释中夹有“评曰”条目。因这些“评曰”属于“细评”，因此这种评释形式与上一种相同，也属于“注释——细评”型。
    第六种是，先顶格书写《史通》一篇正文；然后低一格写出“评曰”；接着是注释，注释中夹有“评曰”。其中前面的“评曰”是全篇性的“总评”，后面夹在注释中的“评曰”属于“细评”。因此这种评释形式可以简称为“总评——注释——细评”型。
    第七种是，先顶格书写《史通》一个或几个内容单元的正文；然后低一格写出“评曰”；接着是注释，注释中或许夹有“评曰”条目。如此循环往复，直到该篇结束。其中前面的“评曰”，是对《史通》一个或几个内容单元的评论，它与全篇性“总评”不同，但与注释中的“细评”也有区别，笔者反复考虑，觉得还是把它们计在“总评”之内为好，是属于单元性的“总评”。由于《史通》一些篇章被郭孔延分成几个意思相对完整、独立的单元，于是就出现多个单元性“总评”，如卷1《六家》篇评释即是如此，而后面夹在注释中的“评曰”属于“细评”，因此这种评释形式可以简称为“总评——注释——细评或总评”型。
    根据笔者上面的分析，郭孔延的“总评”实际包含了全篇性“总评”和单元性“总评”两种，但无论哪一种，“总评”多者不过两条，绝大多数只有一条，而且并非每篇或每单元都有，如《二体》全篇就没有“总评”。而“细评”就是专指注释条目中夹杂的“评曰”，因直接针对某“事”，内容更加专门细化，又因注释较多，于是有些篇章的“细评”就相对多些。不过统计全书，“总评”的数量还是要多于“细评”，这很容易理解，因为“细评”是配合着注释来的。而以“总评”和注释的数量相较，自然是注释占了绝大多数。
    这些“总评”“细评”的内容，有对刘知幾与《史通》观点的赞同与称扬，有对《史通》观点的探讨、补正与发挥，有对《史通》观点的批评与商榷，有对《史通》内容的补充，有对《史通》引用人物、史事等典故的考证，有对《史通》文字的校勘，有对《史通》论非史家人物的评价，还有对与《史通》议论无关的史书、史家及史学现象、历史人物的评议，用范围广博来评价它的内容所涉，自然是没有问题的，而其观点虽也有不可取甚至错误之处，但正确者、有创见者、对后世史学发展有很大启发者更多，体现出传统史学理论在明代发展的新境地。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自对象不同，郭氏“总评”和“细评”虽都以“评曰”二字开头，内容上还是有所分别的，但题为李维桢评、郭孔延评释的合刊本《史通》中，对此却没有加以区分，而是在李维桢“评曰”之后，将郭孔延单独刻本中的“总评”、“细评”全部以“附评”开头，逐一罗列，之后才是郭孔延的注释；这样一来，评和注是截然分开了，在形式上显得很是清爽，但却破坏了郭孔延“细评”与相关注释的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