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霍巍(1957-)，男，河北邢台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博物馆馆长、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考古、汉唐考古、文物学与艺术学、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学。
    本文讨论的“古代青海”，主要指史前至唐代时期的青海。青海从地理位置上看，处于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东北隅，周围被部分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积石山等山脉所环绕，地势由西向东倾斜。与同处这一地理单元内的西藏高原相比较，青海的自然环境更为优越，境内大部分地区的海拔均在2000米至4500米之间，湟水、黄河谷地和柴达木盆地的海拔则只有2000米至3000米，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各具特色的地理区域：其北半部为河西走廊南侧祁连山脉所隔阻而成的高原，其自然景观主要为沙漠和草原；其南半部为昆仑山脉以东的延伸地带，为长江和黄河两大河流的发源地带，其自然景观为起伏的地形、连绵的高原河谷与宽广的草原相接；其东半部则为河湟区域，其自然景观以山脉、河谷盆地相间排布，是青海海拔最低也是最为温暖的地带。总体而言，青海境内大部分地区地势起伏和缓、地域辽阔，由各条山脉所分割形成宽谷与狭谷地带，根据不同的纬度高低形成若干条从西北向东南方向延伸的自然通道。日本学者曾经形象地将这些自然通道称之为“冰原之道”、“河谷之道”、“水草之道”和“绿州之道”①。活动在青海不同地区的古代人群，通过长期适应这一自然环境，在高海拔的青藏高原顽强地生存繁衍，同时也利用这些高原通道积极向外开拓发展，书写了青海古代文明史。
    但是，长期以来，在古代中原士人的心目中和他们的笔下，共处于青藏高原的青海、西藏等地都是人烟罕见的不毛之地，不仅荒凉穷困，而且与世隔绝，很难想象这些地区历史上也曾经是丝绸之路重要的经往之地和区域性文明中心。事实上，无论是在古代文献典籍当中，还是近代以来青海地区的考古发现，都提供了大量证据，表盟青海并非是一座“文化孤岛”。水涛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方，地域辽阔，南北、东西自然环境差异甚大。整体看，中国内地的地形呈西北高耸、东南低平的走势，自西而东形成三个落差很大的台阶。……作为中国一个局部的大西北地区，地理环境更为封闭，这里恰好处在黄河文明与中亚文明的中间位置，是不同文化接触、渗透的敏感地带，也是探索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关键地区”[1]。青海作为大西北地区的战略要地，自远古以来便有史前人类频繁的迁徙活动来往于此；而且著名的“青海道”在南北朝时期曾经一度还成为“陆上丝绸之路”的干道之一；隋唐时代吐谷浑、吐蕃先后对青海的有效控制，使得南来北往的官方使节、各国使臣、求法僧侣、商队贩客们都曾经在青海这块土地上留下他们的足迹。本文仅选取历史长河中有关这一问题的三个重要片断，从文献和考古两方面试作探索。
    一、史前至汉代青海的对外交流
    从较为可靠的考古证据上看，至迟从青铜时代的卡约文化开始，青海地区便已经出现了若干具有外来文化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大多是通过游牧的草原民族传来。卡约文化是青海地区的一种土著文化，常见的遗存主要为墓葬，既有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也有部分为偏洞室墓，葬式复杂[2]。在卡约文化的墓地中，出土有大量具有草原游牧文化色彩的青铜器，包括铜泡、铜铃、铜管等马具或装饰品，另外还出土具有北方青铜文化特点的铜镜、铜矛、铜刀、铜斧、牌饰等器物以及刻划有鹿纹的骨管等器物。日本学者三宅俊彦分析认为，这些青铜器中的文化因素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卡约文化独自形成的文化因素，但与北方系青铜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类是与中原和北方系青铜器共同的文化因素；第三类则完全是来自北方系青铜文化的因素[3]。其中，笔者特别注意到，在湟源县发现的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中，曾经出土过一些造像特殊的青铜器，如采集到的青铜人面饰上，横杆的上方饰有四个人面，有的仅有头部，有的延伸到颈部，其造像都为“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第87号墓中出土有一对“青铜竿头饰”，青铜的横竿上铸出一对牛的形象，一大一小，相向而立，这种在青铜器上塑造动物形象的做法，无论是从造型还是风格上而言，都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青铜装饰艺术具有相同的特点，所以可以肯定，其源流也应是来自北方草原地带，只是在传入青海境内之后，被卡约文化的居民加以了改造[4]。
    两汉至魏晋时期，青海主要是羌人的聚居区，也有一部分匈奴、月氏人杂居其间，汉武帝时期，汉的势力开始进入到青海地区，东汉时随着平定羌人战争的扩大，终两汉之世，在青海形成多胡、汉多民族杂处的格局。同时，随着汉武帝对西域的开拓与征发，张骞通西域之后汉帝国在河西设立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丝绸之路”成为东西交通的主要路线。青海由于其地理位置上的近便，很可能已经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线之一。这个时期从考古文物上也可见到一些与中外文化交流有关的遗存。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青海上孙家寨墓地连续发掘出土了180多座汉晋时期的墓地，其年代从西汉至魏晋初期，墓地中出土的器物一方面包含有汉文化的因素，另一方面又保留着与青铜时代的卡约文化相似的杀牲随葬、截体葬、二次葬等葬俗，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在该墓群乙区第3号墓中，曾经出土过一件具有西方色彩的银壶，应是通过中外文化交流传入青海境内的西方金银器[5]。此件器物形制为直口、长颈、鼓腹、平底，一侧带有单耳，在器物的口、腹、底部有三组错金纹带，口饰钩纹、底饰三角纹，腹部纹带由六朵不同形状的花杂组成。关于这件器物，发掘者初步认定其可能是3世纪的安息制品，腹部捶打出的一周花纹酷似西方流行的忍冬纹样。之所以在青海出现西方的错金银器，有可能与墓葬的主人族属为匈奴人有关，因为在同一墓地的第1号墓中，出土了一方带有印文为“汉匈奴归义亲汉长”的铜印，这应当是东汉政府颁发给当时青海境内匈奴部族首领的印信，既然此墓为匈奴人的墓葬，那么出土银壶的第3号墓的墓主也应当是同一族属。因此，这件安息制品出现在远距安息千里之外的匈奴人的墓葬中，与东汉时期青海境内已经随丝绸之路的开通不断出现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迁徙活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相关。
    1982年，在青海平安县窑坊出土的东汉画像砖当中，有一方画像砖的内容也曾引起过学术界的讨论。这方画像砖主体画面为一庑殿顶的房屋之内，有两个相对而坐的人物，他们的特点均头戴帽子，身上披有一件与佛教僧人的袈裟极为相似的衣物，左臂袒露，右臂下垂或置于膝上，两人的中间为一案，案上置有一钵，案下为一小人双手捧一罐跪伏于地，作奉侍状。关于这幅汉画像砖的内容，学术界有意见认为图像中所反映的系禅坐的“佛教僧人比丘形象”，有可能与“僧道送丧”的情景有关[6]。如果仅仅从这件“疑似”僧人的画像砖上推测此时青海已经就出现了“僧人比丘”和“僧道送丧”的习俗，显然还证据不足。但是，如果结合东汉时期国内各地已经普遍发现过一些受到佛教影响的所谓“早期佛像”画像这一点来看[7]，东汉时期佛教经过西北丝绸之路也传人到青海这种可能性的确是不能排除的。与青海相邻近的四川东汉画像石、画像砖和钱树上，都曾经发现大批“早期佛像”，但实际上均是接受了佛教文化影响之后，中国本土固有的神仙信仰体系中“西王母”之类图像的“佛装化”变型而已，并不真正具有佛教偶像崇拜的意义[8]。宿白先生认为，东汉时期出现在四川成都和长江中下游的这类“早期佛像”一个重要的来源，很可能是从西方通过西域的胡人部族传人中土，他称其为“胡人礼奉之像”[9]，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如果将青海平安出土的这方汉画像砖也纳入到这类受到佛教影响的“早期佛像”图像中来看待，似乎也并无不妥。如此说不误，则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青海一地因自汉晋认来便是胡汉杂容之处，西域的“月支胡”、“湟中胡”、“羌胡”等大批胡人游牧族群都曾在此迁徙活动，汉晋时期的早期佛教信仰和带有佛教因素的图像通过青海再传输至益州成都、孙吴等地也是可能的。联系到下文中我们将要进一步讨论的南北朝时期“青海道”的开通这一问题来考虑，更增强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