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海道”
    所谓“青海道”，又称为“吐谷浑道”、“河南道”，是指传统“丝绸之路”支线的从青海至西域的一条线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战乱，北道多被塞堵不通，其重要性开始凸显。唐长孺先生在《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一文中论述：“汉代以来，由河西走廊出玉门、阳关以入西域，是内地和西北边区间乃至中外间的交通要道。但这并非唯一的通路，根据史籍记载，我们看到从益州到西域有一条几乎与河西走廊并行的道路。这条道路的通行历史悠久，张骞在大夏见来自身毒的邛竹杖与蜀布是人所共知的事，以后虽然不那么显赫，但南北朝时对南朝来说却是通向西域的主要道路，它联结了南朝与西域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曾经起颇大的作用”[10]。据唐长孺先生考证，西晋末年以来，东晋、刘宋等南朝政权与北方的前凉、西凉和北凉这几个割据政权占领河西走廊期间，还一直保持着通使往来，但在当时的形势下，由于秦陇地区多被中原或地方政权所隔绝，自江南通往西域，多从长江溯江而上，先西行入益州，再由青海入吐谷浑境，然后借道前往西域[11]。
    继唐长儒先生之后，学术界对于“青海道”的讨论已经十分深入②，所列举的文献材料中涉及这一时期不少通过益州(今成都)北上，沿“青海路”抵达丝绸之路西段进入西域，或由“青海道”先抵益州，再顺江而下抵达南朝首都建康的佛教求法僧侣、商队与商人、官方使节等不同身份人士的有关事迹，史料甚为丰富，兹不再一一列举。从考古实物材料上看，这一时期也发现了不少重要的资料可为佐证：
    早在1956年，在青海西宁市内城隍庙街便发现盛储货币的陶罐一件，其内盛有银币约百枚以上，当中有76枚银币经鉴定属于波斯萨珊朝卑路斯(456-484)在位时所铸，夏鼐先生曾对此作过详细考证[12]，认为这是当时中西交流频繁的实物证据。这批波斯萨珊朝的银币可分为A、B两式，区别在于正面卑路斯王冠装饰不同，A式王冠象征“天”和袄神奥马兹德，B式冠以鹰鸟之翼代表太阳[13]。对于这项考古发现，徐苹芳先生指出：“西宁波斯银币的埋藏虽已晚至唐代以后，仍可说明4至6世纪河西走廊被地方政权割据之后，从兰州(金城)经乐都(鄯州)、西宁(鄯城)、大通、北至张掖，或西过青海湖吐谷浑国都伏俟城至敦煌或若羌的这条‘青海道’路线，它是通西域的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路线”[14]。
    2000年，青海乌兰县城20公里以外考古发掘的大南湾遗址中，发现墓葬、祭祀遗址和房基遗址等[15]。墓葬的形制与吐蕃本土发现的石丘封土墓极为近似。从房基当中出土有金币1枚、银币6枚，其中金币两面均有图像和铭文，据考古发掘简报描述，“正面是王者正面半身像，头戴有珠饰王冠，两耳部各坠有一对小吊珠耳环，上衣系交领外衣，褶皱处用联珠纹式的小点来表示。左侧为一圆球，其上立十字架，右侧为NVSPPAVG字符。背面图案为带双翼天使立像，右手握权杖，左手托着圆球，圆球上立十字架，图像右侧环绕有AAVGGGE字符”。银币6枚共分为四式，基本特点正面均为王者肖像，王者多戴冠，有的在冠上饰以新月、圆球图案，背面多为拜火教祭坛，坛上有火焰，火焰两侧有的饰以新月和五角星纹饰。据初步判断，这枚金币为东罗马查士丁尼一世(527-565)时期所铸，而银币则可能属于波斯萨珊王朝的不同时期[16]。
    2002年，在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发现的4座古墓中，又出土了1枚拜占廷狄奥多西斯二世(408-450)在位时期的金币[17]。上述这些外国古代货币的发现，是这一区域中外交流的一个有力证据，从时、空范围来看，可能与粟特人的商贸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均证明这一时期东西交通经过“青海道”的繁荣情形。
    近年来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方面新获得的一件吐鲁番洋海1号墓出土《阚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人出人、出马条记文书》，经荣新江先生释读研究之后，又提供了关于“青海道”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18]。阚氏高昌政权建立的背景，是在439年北魏灭北凉之后，北凉王沮渠无讳、沮渠安周兄弟北上占领高昌，建立高昌大凉政权，高昌太守阚爽投奔漠北的柔然汗国，柔然于460年杀沮渠安周，灭大凉，立阚伯周为高昌王，成为吐鲁番历史上第一个以高昌为名的王国，阚氏高昌王国实际上成为柔然建立的傀儡政权，直到488年为高车王阿伏至罗所灭。这份文书主要记载了阚氏高昌王国迎送来往使节时向属下各城镇分派出人、出马匹的情况，文书中出现的各国、各地使节大致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带“使”字的婆罗干、若久、处罗干无根、郑阿卯等为高昌官府所熟悉的柔然使者；另一类则是带有“使”、“王”、“客”等字样的使者或者国王，如乌苌使、吴客、于合使、婆罗门使、鄢耆王等。荣新江尤其关注到文书中提到的“吴客”，应是来自南朝的使节，过去曾在现藏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的《持世经》卷一尾题中出现过，只是一度将其解释为一般“来自江南的寓客”[19]。荣新江认为，新出的这件文书证明，“吴客是阚氏高昌官府派出大量人员所送使者称谓，则应为正式的南朝使者，他们和子合国的使者在永康十年(475)三月八日一起前往北山，应当是出使柔然的刘宋的正式使团。因此，在早期的高昌文书中，‘吴客’或者并非简单字面意义上来自南朝流寓高昌地区的普通人，而更可能是高昌官府对于南朝来的使者的特定称呼”[20]。这个重要的发现表明，既使是在南北朝时期混战的情态之下，南朝使节仍然可以与其他西域国家的使节一道，通过高昌出使当时的西域强国柔然，这些号称“吴客”的南朝使节所经行的路线，应当是循着“青海道”而行，具体而言是从南朝首都建康(今南京)溯长江而上，再从益州(今成都)北上，经吐谷浑界抵达高昌。这条道路的前半段，也被称为“吐谷浑路”或者“河南道”，因为吐谷浑被南朝称为“河南国”之故[21]，实际上也即本文所称的“青海道”。之所以有“吐谷浑路”或“河南道”的这一称呼，日本学者松田寿南曾经对此做过详细的论述：
    在公元五世纪至七世纪，以青海地区为中心的吐谷浑国，曾经向关中(秦、雍)，或河西(凉土)，或通过后者向鄂尔多斯和蒙古，或者是向蜀，或是经过这些地方向南朝频繁地转送过队商，同时并与西藏高原和塔里木盆地保持着很深的交往，作为西域贸易的中转者在东西交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以北魏官吏宋云和僧侣惠生为首的人竺使一行，在进入西域时就要依靠吐谷浑的保护和向导，取道连接湟河、青海、柴达木、罗布泊南岸地区的所谓“青海路”。此外，在记载中也留下了经同一条道路东行或西行的若干僧侣。何况还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西域的商胡频繁往来于此路。的确，青海路与“河西路”是平行存在的。[22]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青海道”的确立，不仅有大量文献史料可资佐证，还有不断出土的考古实物资料(如银币、吐鲁番文书等)提供可贵的旁证。正是因为这条道路在当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后来北魏对吐谷浑发起的攻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松田寿南认为“毫无疑问包含有把西域贸易中的竞争对手排除掉”的因素在内。因为吐谷浑对青海道的控制与利用，成为其日益登上国际贸易舞台的支撑点和进一步向西域扩张的出发点，通过“与蜀汉(四川盆地)、凉州(河西走廊)、赫连(鄂尔多斯沙漠地带)进行的盛大交易的背后，可以认为其中也隐藏着通过罗布地区与西域诸国的交往”。后来隋炀帝和唐太宗在西域经营中从远征吐谷浑开始迈出了第一步，其中的原因也与“青海道”具有的重要战略、经济地位直接有关[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