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代吐蕃对“青海道”的经营
    唐代与西域的主要通道，主要是沿着汉以来凿通的“丝绸之路”从长安经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到达沙州(敦煌)，再由沙州进入到新疆，由新疆去往天竺、中亚等地。上述通道，也可称为丝绸之路的“东段河西路”，这是唐代与西方交通的主干道和大动脉。而青海则是这条主干道上重要的结点，至少有四条道路可由青海通往西域[24]。所以在唐代初年，由于吐谷浑仍然控制青海地区，并在唐太宗初期经常入寇骚扰这一地区，其目的和企图主要还在于干扰东西贸易通道[25]。实际上，中原王朝从隋炀帝时期开始，便已经注意到吐谷浑的这一意图，故派遣裴矩重开河西道，而有意识的冷落“河南道”，使河西道的地位有所回升。至隋末唐初，唐太宗即位之后，仍依隋旧制，采取再次开通河西道的策略，使控制青海道的吐谷浑再度失去东西贸易之利，不得不动用兵力采取阻绝骚扰河西道的策略，由此引发唐太宗在贞观八年(634)出兵大举讨伐吐谷浑，灭其国，使其余部依附于唐朝之事。
    其后，兴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随着其势力的不断向外扩张，也将其用兵的主要方向指向了青海地区，与唐争锋。对于吐蕃的战略意图，台湾学者林冠群认为，此举不但具有突破封闭高原出口的功能，从军事上增加其防御纵深，而且可以取得较为优厚的农牧资源，对吐蕃的对外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从而可使青海地区成为其北向西域、东向黄河中上游、东南向川康滇边区拓展之前进基地[26]。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可以加上一条，那就是从经济上首先掌控青海道，取得掌控东西贸易的一个立脚点，进而再向西域全境扩张，完全扼控唐代丝绸之路，从陆上卡断唐代中外交通的主动脉。后来的事实证明，吐蕃的这一战略意图曾经一度达到。
    近年来，青海地区的考古工作也提供了不少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线索。例如，在由青海省文物考古所发掘的青海都兰唐代吐蕃墓葬中，出土有各类丝绸的残片，据发掘主持者许新国先生的判断，这些丝绸品种中有18种可能为中亚、西亚所织造。许新国认定，出土的西方织锦中，有一件为中古时期波斯人使用的钵罗婆文字锦，据他称这是“目前所发现世界上仅有的一件确证无疑的8世纪波斯文字锦”[27]。都兰热水大墓出土文物中还发现有可能属于粟特系统的金银器，对此许新国也有过论述[28]。瑞士藏学家阿米·海勒博士曾经考察过这些从墓葬中发掘出土的金银器，认为其中出土有一件奇特的器物，“一只银质珠宝箱被埋藏在那里，它看上去是准备用来装sarira(一种纪念品)的。虽然有一部已被压碎，就像是用剩余的建筑材料再造的，但考古学家们相信这是来自粟特的工艺品。这只遗骨匣的形状和尺寸都使我们想到已经被挖掘出土的粟特银制遗骨匣盒及唐朝的金银遗骨匣”[29]。当然，这些金银器是否与粟特人的纳骨器性质相同还需要慎重考虑，不过，青海发现的吐蕃时期金银器当中带有明显的来自西方的装饰性图案和纹饰，倒是可以肯定的[30]。
    在青海都兰墓葬中出土的丝织物当中，还发现一些装饰性图案具有西方神祇的因素。如赵丰先生便注意到在青海都兰发现的丝织物图案中，有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赫利奥斯(Heíios)的原型。赫利奥斯是希腊神话中提坦巨神许珀里翁及其妹兼妻子特伊亚的儿子，每日驾驶四马金车在空中奔驰，从东到西，晨出昏没，用阳光普照人间。他的形象早在欧洲青铜时代已有发现，盛行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典希腊时代。随着亚历山大东征，这一形象也随之传到东方。赵丰认为，当赫利奥斯出现在北朝—隋之际的织锦上的时候，其所含的文化因素来源已经十分复杂，从新疆和青海都兰出土的太阳神织锦上，已经含有来自希腊、印度、波斯、中国等文化圈的多种文化因素[31]。但是，太阳神驾着四马所拉的马车奔驰这个最为基本的构图原素，却始终忠实地被保留在青海都兰出土的太阳神织锦当中，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物证[32]。
    除此之外，笔者还注意到，在青海都兰吐蕃墓地发掘出土的遗物当中，还有大量珠饰类的装饰品，现保存在都兰县博物馆中③。当中有玛瑙、珊瑚、绿松石、青金石等不同的材质，在制作工艺上也采用了当时的许多先进技术，有些工艺是通过印度、伊朗甚至更为遥远的西亚各国传来的。例如，其中一类看上去通体呈墨黑色，但上面却有一道道虎皮斑纹似的白色线条，这类珠子考古学家们把它称为蚀花琉璃珠，主要产地在今天的印度和伊朗高原[33]，后来通过远程贸易传入到中国，传入到青藏高原[34]。藏族人民至今仍然十分喜爱这种朴素但又显得高贵的珠子，把它们称为“天珠”。其实，它上面的花纹是采用一种特殊的饰花工艺制作而成。
    从上述这些考古材料可以发现，唐代中原王朝和兴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对青海一地的争夺，虽然最终以吐蕃对青海的占领而告一段落，但这并没有隔绝中原与青海、西藏等地传统的交流往来，吐蕃出于其长远的谋略，在夺取青海之后，向东将其控制区域直接与唐代中原地区相接连，既可由青海东进河湟，也可由青海北出西域，通对西域丝绸之路，经印度河上游的大、小勃律(今雅辛及吉尔吉特地区)、护密(今阿姆河上游的瓦罕河谷地区)等地以及新疆地区南疆的于阗(今和田)、喀什一线，直接将其势力扩张到中亚地区。
    吐蕃对青海的经营具有多方面的目的，既有其东向发展、与大唐王朝争夺河湟地区的军事和政治上的考虑；另一方面，也不可低估其通过控制青海、从而控制西域丝绸之路的更为宏大的战略意图。从客观效果而言，这一历史过程对于进一步扩大吐蕃与我国唐代西北地区各民族之间、西域各国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促进青藏高原的藏族先民走出封闭的高原、面向更为广阔的天地，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学习和吸收周边地区与国家先进的文化与技术、艺术与思想等因素，提升和改造自身的文化品质，最终融人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同体当中，都具有潜在的历史意义。
    注释：
    ①[骈日]阿子岛功.《青海シルク口ードの自然环境——谷ぁいの道、水草の道、绿洲の道、冰原の道》，《中国·青海省におけるシルク口ードの研究》，《シルク口ード学研究》Vol.14,2002,1:P37—77。
    ②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相关的论述较多，如：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上、下)[J].史学杂志，1939年，第48编第12号；松畴男.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增补本)[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176—191；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J].考古学报，1958(1)；冯汉镛.关于“经西宁通西域路线”的一些补充[J].考古通讯，1958，(1)；周伟洲.古青海路考[J].西北大学学报，1982(1)；周伟洲.丝绸之路的另一支线一青海道[J].西北历史资料，1985(1)；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中也有关于“河陇碛西区”、“秦岭仇池区”等论及青海道与河南道，(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八十三，1985年；山名伸生.吐谷浑と成都の佛教[J].佛教艺术，1995年，第218号；王育民.丝路“青海道”考[J].历史地理，1986年，第4辑；薄小莹.吐谷浑之路[J].北京大学学报，1988(4)；罗新.吐谷浑与昆仑玉[J].中国史研究，2001，(1)；姚崇新.成都地区出土南朝造像中的外来风格渊源再探[A].华林[C].北京：中华书局。2001：245—258，后收入氏著.中古艺术宗教与西域历史论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第42—62页；陈良伟.丝绸之璐河南道[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霍巍.粟特人与青海道[J].四川大学学报，2005(2)，等。
    ③这批资料因多系盗墓所出，没有明确的考古出土背景，材料也尚未正式公布，系笔者于2012年实地考察时观察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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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