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毛瑞方(1979-)，女，河南濮阳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外文化与文献交流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CZS00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10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SKZZY2014015)；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2017-2018年度资助项目。
    “内”与“外”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当这组概念与中国古籍和古文献学的联系日渐紧密的时候，中国古文献学的历史将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同时，它也将成为中国学术国际化建设和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复兴的又一个具体体现。从中国古文献学的角度明确提出其涉外问题，旨在以国际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古籍及中国古文献学研究。本文尝试从当今凸显的许多有涉外特征的古籍入手，探讨古文献学研究在其影响下所出现的新问题。这是中国古文献学国际化建设的重要起点，是拓展中国古籍和中国古文献学研究维度的自觉。
    一、中国古籍的“中国”问题
    “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是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1]1。这里的古籍其实就是“中国古籍”，只是这个内涵界定更侧重“古籍”二字的具体阐发，而对概念中“中国”的含义语焉不详。关于“中国”古籍中“中国”二字的内涵以往并未明确界定和深入探讨，中国学者大体约定俗成地认为，刊刻出版并收藏在中国境内的、作者是中国人的、以汉语或中国境内其它民族语言编撰的古籍就是“中国”古籍。然而，近些年随着古文献学学术的繁荣发展，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学界对中国古籍内涵与外延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内”与“外”的边界在被突破与融合。在具体的古籍整理实践中，遇到的相关具体问题也不一而足，很多时候需要暂停工作，思考和界定中国古籍的概念问题。因此，为当代中国古籍整理工作和古文献学研究服务计，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之上，根据古籍整理的相关情况加以总结，补充中国古籍之“中国”的内涵和外延，是必要且重要的。这一问题主要涉及地域、作者、语言三个方面。
    所谓地域的问题，指中国国内与国外之别，其实是说域外中国古籍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界定“中国”，需要结合中国古代历史地理的知识，注意中国古代不同时期边界的变更与边界内外的差异。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拥有主权的地区统称为“国内”。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古籍，原则上应该是指产生、流通、收藏于中国国内的古籍。但是，在“域外汉籍热”的刺激下，究竟怎么看待域外的——即流通、收藏于国外的——中国古籍就变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中国古已有中外文献的交流，中国古籍流传海外的情况早已存在。例如，1651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返回欧洲时，把他在中国搜集到的中国书籍带回欧洲；1682年，柏应理抵达罗马时，一次就携带中国书籍400多册；1694年，白晋返回法国时，将中国书籍300多卷赠送给法国国王等[2]41-42。中国古籍流传海外后，被国外学者与机构翻刻的情况也很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和刻本”，即日本刊刻的中国古籍，主要指日本明治维新以前，1603-1866年间大批翻刻的中国汉语书籍。张元济主持编纂的《四部丛刊》就收录了日本正平本《论语》、天明本《群书治要》等一批可以对中国传世典籍有所补益的重要典籍。虽然，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有了域外中国古籍的问题，但是，直到20世纪末“域外汉籍”兴起，它才被中国学界所关注。目前，中国学界对于“域外汉籍是中国古籍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已达成共识。国外图书馆所编的馆藏汉籍图书目录便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3]，流传并收藏于海外(国外)的中国古籍也被中国学者陆续考查、整理、挑选、影印回国，并在国内出版、流通，以飨学界。这些工作如今依然方兴未艾，像《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录》《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录》《西班牙藏中文古籍书录》等书目，都是海外藏中国古籍整理编目的成果。而《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则是域外汉籍整理出版的代表作。因此，与中国地域内外相关的“中国”古籍问题中，中国境外的汉语古籍是中国古籍已毋庸置疑。
    所谓作者的问题，即中国古籍的作者的国籍是不是中国，其实说的是外国人所作或整理的中国古籍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汉语古籍在中国产生、流通和收藏，但作者是外国人，这种古籍算不算中国古籍？这个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这种情况较为集中的一个古籍群是晚明时期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在中国用汉语编撰的书籍。在这些古籍中，有些是外国传教士独立撰写的，像利玛窦(Matto Ricci)的《天主实义》《同文算指》，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的《七克》，艾儒略(Jules Aleni)的《性学觕述》《三山论学记》等；有些是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合作完成的，例如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的《几何原理》、邓玉函(Jean Terrenz)和王徵合作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等。根据相关研究统计，著录天主教文献的古籍目录书就不少于50种[4]；仅“明末至清嘉庆时期的天主教中文书籍，大约有千余部，诗词、信函、档案等其他类型的文献，则起码有数千种之数”[5]87；这些文献从晚明产生起，就已被著录于《赵定宇书目》《脉望馆书目》，甚至《四库全书总目》等中国古籍目录中[4]；而影印出版的天主教文献丛书，除了上文提到的《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还有《天学初函》《天主教东传文献》《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等；注释整理本则有《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等。
    所谓语言的差异，是指中国的语言和外国语的差异，其实是古籍文本的语种问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种民族文化的国家，但以汉族、汉语和汉文化为主，这里的中国的语言即以汉语为代表，包括中国境内其它民族语言。而外国的语种则是其他国家诸如日、韩、英、法、德、意等语言种类。与这个问题关系密切的一个概念是“汉籍”。虽然“汉籍”曾指代过汉代典籍，但相对于国外，近现代中国往往采用其汉文典籍之意。“域外汉籍”中的“汉籍”主要就是指用汉语编撰的古籍。也就是说，该古籍是否是用汉语编著的被视为判断其是否为“中国”古籍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志。除了大量中国本土产生的汉语古籍以外，儒家汉语言文化圈的问题亦需重视。汉字在历史上的东亚或东南亚曾经是通用文字。朝鲜使臣李粹光《芝峰先生集》曾多次以汉语记载他在北京与越南使臣、琉球使臣之间的诗文之交。我们应该将视野扩大至整个东亚历史上的汉语书写传统，将朝鲜、日本、越南学者以汉语撰写的古籍纳入中国古籍的范畴。或者，至少在一些古籍整理工作中，为学术文化计而将其列入。国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工程《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主要内容之一，即收录原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那么，由这些东亚或东南亚学者用外语所作的对中国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的成果中译本算不算中国古籍？例如，由日本高岛吞象著、清代王治本译、孙正治点校的《高岛易断：易经活解活断800例》[6]。再如，日本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编著的《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是作者以日本收藏版本目录之书最丰富的静嘉堂文库藏书为主，配以作者架藏，并补以东京帝国大学藏书及其友人麓保孝收集之书而作的解题书目，而且还附入了《经籍访古志》《古文旧书考》等日本人编著的中文之作[7]。答案是，这些以汉语编撰或者被翻译成汉语的、与中国古籍密切相关的成果也应该纳入中国古籍整理与研究的范畴。
    那么，以外语撰成，但流传、收藏于中国的古籍算不算中国古籍？例如中国各图书馆收藏的外文类图书。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堂书目》(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中就著录有4101部西文善本。这批古籍作为晚明以来陆续进入中国、几百年来在中国流通、现保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或中国民众的私人藏书中的在华西语文献群，曾是明清时期西学东渐的载体与“亲历者”，已被有些学者视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再如上海图书馆编的《上海图书馆馆藏旧版日文文献总目》所收录的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旧版日文文献41766条，包括图书、期刊、文集、小册子、手写本、非正式出版物等，覆盖馆藏八万余册。其出版时间为日本宽政四年(1792年)至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刊行的日文文献，其中绝大部分为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图书。它们存在于中国大地，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文化与文献的联系，应该算作外延意义上的“中国”古籍而被中国古文献学者所留意。
    虽然上述分析是将相关问题清晰划分成三种而论，但实际情况比理论分析要复杂许多。对于每一部古籍而言，它们都是这部书的基本信息，但在实际的整理工作中，学者们需要综合考虑这些标准。这就是当代重要的涉外汉籍的整理标准要宽泛很多的原因。例如郝润华和侯富芳在编著《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古籍目录提要》的时候，就酌情收录了一些域外汉籍目录，像“域外汉籍综合目录”、“域外汉籍善本”、“域外方志目录”、“域外汉籍文学书目”、“域外版本图录”以及“域外目录之目录”[8]。梵蒂冈图书馆、罗马智慧大学孔子学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原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大象出版社几方联手，精心遴选、复制、整理、汇编的《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既是影印的域外汉籍，其所收录的汉籍的作者又兼具中外。再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共同主持编纂，多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出任顾问或编委的，旨在对域外汉籍进行完整而系统的整理，遴选孤本和善本，借此准确把握汉文古籍在域外流传、遗散、收藏、保存的基本状况，为学界提供研究基础，抢救性地保护世界范围内的汉字文化遗产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所收书籍均影印自国外图书馆、研究机构和个人收藏的国内不见或稀见的汉文文献，主要内容有三部分：一是中国历史上流散到海外的汉文著述，这就打破了传统的地域界限；二是域外钞录、翻刻、整理、注释的汉文著作；三是原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这两条则又同时打破了整理和研究者的国籍界限。而其附录的数百年来欧美来华传教士用汉字或双语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一些重要著作，则进一步突破了语种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