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古文献学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古文献学是以中国古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既然中国古籍及相关整理工作涉外的部分已很难被忽视，那么中国古文献学研究必然会在其影响下出现新的研究热点。
    第一，古文献学的基本概念更新和基本理论新构建。在国际化浪潮汹涌的今天，对“中国”古籍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审视和总结。成为中国古文献学基本概念更新的一个重要工作。由于中国古籍的“中国”涉及地域、作者和语言三个主要问题，那么所谓中国古籍实际包括12种情况，分别是“中国产生、作者为中国人”；“中国产生、作者为外国人”；“外国产生、作者为中国人”；“外国产生、作者为外国人”；“中国产生、语言为汉语或中国其它民族语言”；“中国产生、语言为外语”；“外国产生、语言为汉语或中国其它民族语言”；“外国产生、语言为外语”；“作者为中国人、语言为汉语或中国其它民族语言”；“作者为中国人、语言为外语”；“作者为外国人、语言为汉语或中国其它民族语言”；“作者为外国人、语言为外语”等。因此，中国古籍实际上有三个层次：其最核心的部分是指在中国国内产生、作者为中国人、语言为汉语或中国境内其它民族语言的古籍，这既包括在中国的中国古籍和流通、收藏在国外的中国古籍；而以核心中国古籍为底本产生的衍生品，以及对核心中国古籍及其衍生作品进行再整理的相关成果也可纳入中国古籍范畴，视为中国古籍内涵的第二层次；既不在中国产生、作者亦非中国学者、语言也不是汉语或中国境内其它民族语言，但与中国历史文化密不可分并收藏于中国的外语古籍，则可视为最外围的中国古籍，此为中国古籍的外延。当然，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需要一个逐步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但是，对中国古籍这一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新界定是当代中国古文献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亦是中国古文献学国际化建设的起点。
    一旦视野被打开，中国古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就会受到新的冲击。近年来，一些年轻的古文献研究者尝试对“文献学”一词的缘起进行考察，并梳理日本和德国“文献学”的情况，对它们与中国文献学的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欧美文献学领域的“新书籍史”研究给中国历史文献学带来的改变。张升近些年对西方“新书籍史”研究用力颇多，不仅梳理了西方书籍史研究的专著、学者及观点，还关注西方对中国书籍史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总结了新书籍史对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启示，认为新书籍史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带入文献学领域，为古文献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张升在西方新书籍史研究的视野下重新审视古文献学，认为“文献学是研究有关文献产生、流通、收藏与整理的学问”。他在其新作《历史文献学》中突破传统，按照“文献学的理论与研究资料”、“文献的产生”、“文献的流通”、“文献的收藏”、“文献的整理”的思路诠释了整体文献学的理念[9]。另外，对国际相关研究成果的参考和利用，也极大地补充甚至改写了一些中国古文献学史及其相关专题的内容。
    第二，域外汉籍整理与研究的深入开展。一个方面，域外汉籍及相关文献的整理工作更加多样化。除了继续将域外汉籍善本分批影印回国出版，为保护中国古籍、为学界提供更多宝贵文本之外，很多域外文献整理的系列成果出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出版反映东亚中、日、韩、越交流状况的使行文献丛书即是一例。他们倡导“从周边看世界”，秉持借助异域眼光打量自己，以及域外文献亦是中国史研究、中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宝库的理念，继《越南汉文燕行之文献集成》《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之后，又整理出版了《朝鲜通信史文献选编》，弥补了中国学术界在通信使文献整理上的空白。再如《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收录了耶鲁大学所藏容闳致各方友人13封书信、容闳致卫三畏8封书信、容闳与耶鲁大学1854届同学相互留言选录，1902年1月1日至1902年11月29日的日记，以及甄选的37页容闳手迹。还有一种，是对域外文献的校勘、注释成果。例如，郝春文等著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三十卷，以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汉文非佛教文献为资料来源，将数百年前或一千多年前的古代写本，全部按号释录成通行的繁体字，并对原件的错误加以校理，尽可能地解决所涉及文书的定性、定名、定年等问题。每件文书释文后附有校记和一百年来学术界有关该文书的研究文献索引。另一个方面，对中国古籍在海外的流传及其影响的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200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张西平教授带领他的团队开始申请题为“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2015年，他主持的“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更名为“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标志着域外汉籍与海外汉学的研究更加深入，并聚焦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研究。2015年，他的教育部重大课题结项书稿《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问世，成为国内乃至国际范围内第一次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25个国家的传播做系统调查和研究的开拓者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相关研究的先锋。当然，在这股学术潮流中，还有很多相关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从钞本到刻本：中日〈论语〉文献研究》[10]、《越南汉籍文献论述》[11]等是著作代表；而论文则更多，例如《从西北汉简与朝鲜半岛出土(论语)简看汉代儒家文化的流布》一文则利用中外出土文献考察了中国古籍《论语》及其对周边文化的影响[12]；而《陶渊明在朝鲜的接受与传播——以〈和归去来辞〉为中心》则是以文献为中心的专人研究，考察了中国晋代文学家陶渊明及其思想对朝鲜王朝的影响[13]。
    其实，除了中国学界对中国古籍在域外的流传、收藏情况进行爬梳和整理以及对中国古籍在国外的影响进行研究之外，国际学者也做了大量这样的工作。这一状况是以往学界关注和交流不多的部分。国外各大图书馆或博物馆都有重视馆藏中国古籍的传统，并从16世纪以来开展过不止一次的整理编目工作。除上文所述及的几部，再举几例，像1877年大英博物馆负责人罗伯特·道格拉斯(Robert K.Douglas)编著的《大英博物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Catalogue of Chinese Printed Books,Manuscripts and Drawing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14]和法国伯希和编的《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15]，等等。另外，出于汉学研究的需要，国外学者对相关中国古籍进行编目的成果也有很多。如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家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编著的《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论著手册》(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16]，是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学者必不可少的一部参考书，里面著录了很多相关中国古文献。此外，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籍的成果也应引起重视。杜鼎克的《晚明中国基督教研究五种》就是这方面很好的一个例子[17]。这部研究论著中的研究对象就有晚明时期的中国古籍《南宫蜀牍》《破邪集》《圣朝佐辟》《主制群徵》，成为外国学者从文献角度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个案。
    第三，开展中西方文献学比较研究，以资借鉴。世界文明多元共同发展，就古文献学科而言，中国有自己的古文献学，其他国家亦有自己的文献传承与古文献学。无论是古文献的内容、历史与独特性，还是古文献学相关的目录、版本校勘、注释等分支学科的理论、方法，都可以梳理、呈现于学林。就像白寿彝所说：“文化是赖比较而更明白的。”[18]434
    中西校勘学比较研究的第一人应该是胡适。1933年，他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撰序，认为中国校勘学不如西洋。他说：“西洋印刷术起于十五世纪，比中国晚了六七百年，所以，西洋书的古写本保存的多，有古本可供校勘，是一长。欧洲名著往往译成各国文字，古译本也可供校勘，是二长。欧洲很早就有大学和图书馆，古本的保存比较容易，校书的人借用古本也比较容易，所以，校勘之学比较普及，只算是治学的人一种不可少的工具，而不成为一二杰出的人的专门事业，这是三长。在中国则刻印书流行以后，写本多被抛弃了；四方邻国偶有古本的流传，而无古书的古译本；大学与公家藏书又都不发达，私家学者收藏有限，故工具不够用，所以一千年来，够得上科学的校勘学者，不过三两人而已。”[19]122后来，胡适又进一步指出：“中西校勘学的殊途同归的研究方法，颇使我惊异。但是，我也得承认，西方校勘学所用的方法，实远比中国同类的方法更彻底，更科学化。”[20]135虽然这仅仅是谈及，还算不上真正的比较研究，但却为文献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方向。到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目录学理论与方法的引介一时成为热点。2006年，余英时为刘笑敢的《老子古今》撰写序言，认为西方“文本考证学”源远流长，倡导比较研究。他说：“西方在校雠、考证各方面都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文本处理的技术更是日新月异。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十分热心于中西哲学、文学以至于史学的比较，但相形之下，‘文本考证学’的中西比较，则少有问津者。事实上，由于研究对象——文本——的客观稳定性与具体性，这一方面的比较似乎更能凸显中西文化主要异同之所在。”近些年，苏杰将西方校勘学的相关理论和论著译介到中国，2009年编译出版了《西方校勘学论著选》[21]，2015年又翻译出版了西方古典学、校勘学经典名著《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22]，做了些基础性的工作。此外，相关研究课题的立项以及《20世纪西方文献学发展历程探析》《20世纪西方文献学基础理论研究述评》等论文的发表也说明西方文献学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第四，中国古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中外文献交流史的研究是中国古文献学的有机内容，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独特存在。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提出“汉籍之路”，就是要强调典籍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发挥的重大作用。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除了丝绸、茶叶、奇器外，还有一种十分珍贵的东西——典籍，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典籍交流已被国家高度重视。以往中外学者对文化交流的研究多侧重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而典籍文献往往被认为是历史研究的史料基础。其实，文献交流是文化交流——尤其是某些历史时期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是文化交流史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文献不仅是记录与保存文化的重要方式，在文化传播中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这些中国古籍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流通的历史本身就是文献流通史的主要内容。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入华，西方书籍就是他们获得中国人好感的重要工具，不仅从欧洲募集大量西方书籍并携带至中国，而且将中国古籍携带、译介至欧洲，成为中西文献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1877年2月，英国哈福德史蒂夫·奥斯丁父子出版社出版的《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古籍和印刷品目录》中有这样一段序言：“本目录包括的中国图书于不同时间、不同条件逐渐被收藏。图书馆小部分馆藏来自斯隆、哈利父子、旧皇室和兰斯等遗产，主要馆藏来自1825年赫尔(Fowler Hull)先生所赠。1843年，英国皇室将在鸦片战争中所获中国图书赠予图书馆。”记载了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从中国掠夺的中国古籍大约有2万册之巨。清末陆心源皕宋楼藏书甲于海内，其子陆树潘将其售于日本三菱财团岩崎家，落得“民族文化罪人”的骂名。而这四万多册中国古籍经过百年，完好保存至今，这又不得不归功于日本岩崎家的文化公益事业经营策略。2013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购入的“大仓文库”典籍，是1912年董康赴日时将自己诵芬室部分旧藏和谭锡庆正义斋的部分典籍售于大仓文化财团创始人大仓喜八郎的重要古籍，在日本大仓文化财团大仓集古馆以“大仓藏书的名义”保存了一个世纪。这931部、28143册典籍返回北京大学图书馆，被以“大仓文库”专藏形式永久整体保存。这一段又一段的中外文献交流的故事告诉人们，古籍不仅是记录文化的载体，还是保存文化的功臣、传播文化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