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古文献学涉外问题研究的意义
    2016年由中华书局主持、国外多家藏书机构共同参与的《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已启动，被列入“十三五”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五大重点之一，是中华书局长期以来关注海外中国古籍的整理编目与出版工作的一个重大项目，旨在摸清海外图书馆存藏中国古籍的家底。这样看来，借助古籍数字化技术，《全球中国古籍联合目录》的编成指日可待。古籍数字化使传统古籍与当代世界先进的信息技术完美结合，建设“全球中国古籍数字图书馆”也会实现，中国古籍的国内、外地域差异问题有一天将会消失。其实，中国古籍数字化一直就不是技术层面的一个话题，而是一个对信息技术时代的中国古籍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等很多方面产生巨大影响的革命性课题。而这些又势必会对“中国文化热”及“汉语热”继续在全球扩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目前，全球学汉语的人数和开设汉语课程的国家和地区数量激增，汉语教材已经进入美、英、日、韩等国的大中小学课堂。很多欧美汉学家自发研习中国古籍，并日益精通。可以想见，在国内、外产生的、作者为国外汉学家的中国古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汉语或外语成果也会日益增多，而这些外语类相关成果的中译版本也会增多。因此，相关的中国古籍的整理工作将会不断被提上日程，对中国古籍内涵和外延的清晰的认识必然会促进当代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顺利开展。
    与此相适应的是中国古文献学的国际化建设的逐步展开。到目前为止，古文献学的国际化建设大概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从国内学者所开展的工作角度来看，最重要和突出的成就是域外汉籍的整理与研究。《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海外中文古籍总目》《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等一批域外汉籍的整理与研究成果是其代表。另外，中西文献学的比较研究出现，如从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目录学理论与方法的引介开始，到当下各种课题立项及相关成果发表，这方面的意识逐步增强，相关研究已经起步。还有国外书籍史等与文献学相关的专著汉译本的涌现，如苏杰编译的《书籍的历史》《书籍社会史》《印刷书的诞生》等。这些均是中国古文献学研究者在国际化浪潮下而初步产生的宝贵成果。但综合来看，国内古文献学研究者国际化建设的自觉意识还有待强化，有意识地、全面而深入地探研中国古籍与中国古文献学的整体世界形象及其贡献的研究尚显薄弱。对国外学者在中国古籍的整理研究及其对中国古文献学的了解与借鉴方面所做的工作，还没有系统梳理和总结。而要从中国古文献学的角度开启这一领域的研究，必须明确提出中国古籍及古文献学的涉外问题，自觉对其进行全面梳理与理论总结，并清晰认识和把握其对中国古文献学的贡献及其与海外汉学、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学科的互动关系。没有对中国古籍及古文献学的涉外问题进行的全面梳理和总结，就很难准确把握它在国际舞台上的位置和意义，遑论中西学者中国古文献整理与研究之比较。
    提出中国古籍和古文献学的涉外问题，还是拓展中国古文献学研究维度的自觉。20世纪初期，中国古文献学学科被提出并逐步建立起来。如今，中国古文献学的历史又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由埋头梳理和总结中国古文献学的传统到自觉将中国古文献学置于全球视野重新审视，这是中国古文献学研究维度的增加。维度的增加带来的将是中国古文献学研究的巨大变化。因为这样一来，所研究问题的参照物就会完全不同，其内涵和外延必然需要重新界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古文献学将可能被重建。当然，在这个重建的过程中，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是其技术革命性助力。在这样的技术支持下，当代的文献载体、文献的产生与流通、文献的收藏与利用乃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均产生了颠覆传统性的变化，中国古文献学的国际形象建设也得到极大的推动。
    另外，中国古文献涉外的问题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和中国优秀传统文献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亦有重要价值。中国古籍及古文献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中国古籍及古文献的涉外问题，就是要从中国古籍及古文献学与其他国家或文化的关系、作用与价值的角度，以全球视野探索中国古籍与传统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与影响。对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中国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给予重视与观照，才能更加准确地认识中国古籍与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从而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文化战略与中国优秀传统文献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提供中国古文献学角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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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